《春日天涯》是一本由章缘著作，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58.00元，页数：2019-3-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春日天涯》读后感(一)：上海，此时，此地----中国城市生活的真实图景
上海，此时，此地----中国城市生活的真实图景
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并且经得起一再咀嚼体味的精选小说集，特别能够反映此时此刻中国城市人群的生活状态；小说的题材本身就出于此时的中国城市生活，非常有实地感，代表性和时代的参照性，真可以说是为此时的中国城市，以及生活在其中的各类人群拍下了一张又一张的文字照片；当我读完全集，如同把这些“照片”拼接在一起，可以看见中国城市人群的生活的图景。
《春日天涯》读后感(二)：奇妙的衔接
作家章缘的写作地图是台湾，美国，上海，那么想叩问一下：目前工作居留在沪的新上海人有多少是沿着此路线向着上海聚集的？几十万，上百万有没有？另外，有多少人是沿着内地中小城市向着上海聚集的，包括快递小哥，外资工厂打工一代，内地知识分子，台湾，香港的华人，上百万有没有？
作家章缘的诸多作品可以说是奇妙地在帮他们代言。台资工厂的打工仔，打工妹，保安，送快递的小哥，当保姆的安徽阿姨，从事管理工作的海外华人，都异常生动地体现在章缘的笔下。这些天天都在身边看见的人们，他们截然不同但又相互关联的上海生活，他们对于这个大都市寄予的希望，他们在这个城市拼命求生存的挣扎，他们心中的失望卑微，他们心中的优越龃龉，一切心起情落，皆在每一天上海的生活中涌动。
所有的生命，生活图景拼就了此时此刻的上海，似乎每个新上海人都能在作家章缘的文字世界找到自己真实的对位。
《春日天涯》读后感(三)：思南公馆.春日天涯
版权归作者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作者：T&M's Mom（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doubanapp/dispatch？uri=/note/728252742/ 章缘是个超有逻辑、记忆力、眼力劲的女子。 这惹得偶挺怕在她面前放言。 怕一个不小心，粗、俗、浅被她一笑掠过，成不了她筆下某个故事里的某号人物。 同样客居異乡超过一千零一夜，总羡慕她听说读写的功力，信手拈来满满当当，丰富也有深度。与其说是老天爷赏饭吃，不如说是她不坠的笔耕。几十年深爱的追求，不停歇的写作，焉有不成事之理！！ 《春日天涯》是章缘二十年来创作的短篇小说的精选集，在思南公馆办新书发表会的时间恰恰赶上偶由山东开车几百里路来沪，离开一处又奔他处的日子…異乡的異乡……一千零一夜又再一千零一夜……… 文字原型就如同自己，有太多的经历在身旁的人身上不断的發生，透过章缘文字的延展，一次次聚集再回味，深邃勾起，又轻柔放下。说故事道行也不输手上功夫，“拿破伦蛋糕” 的自我比喻、地铁乘车的观察… 索性把她的作品全部搜下，把故事全沒入收藏，肯定就心满意足了（行销一番）！可章缘已经又往前行去，她的当下又有好多精彩故事，追随者真得练练脚力，不然飞行能力也行，畢竟她写过“某人说我是只鸟”！ 已逝的评论家刘绪源就指出，“章缘的小说，写的几乎都是小人物，这里就有契诃夫和张爱玲的传统……在她的人物身上，有作者细微的人生观察，也有悲切的同情以至怜悯，但她决不因此减损自己的挖掘和揭露，只要有生活的创口，她总是如实地一点点揭开，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不如意，看到人生的严峻和残酷。” 内行看门道，反复刘老的点评，外行的偶看热闹之后也能跟着文艺范思路走两步。章缘的故事里往往酸楚之余稍露微光，感觉作者为主角都铺了出路，信必有门。看出她真性情的温暖，期盼世界恒美的本性，果然刘老慧眼，洞见宝玉，推荐于读者！ 分享会前一刻鈡吧！迎面而来是章缘一家仨口。不必与百位书友排隊，粉丝偶立马要求与作者合影。忆不起初相识时章家小子是什么模样，现如今已高大英挺，受赠《春日天涯》，该是明白母亲为文相赠的心思吧！接下来的故事肯定还是精彩，章缘这行作家饭肯定继续再上，粉絲偶必然还可以再干个几年！ 思南文学鉴赏，春日天涯，成了沪上一道风景，赶上！谢谢儿子陪伴！
《春日天涯》读后感(四)：章缘的那些最高花
章缘老师新作《春日天涯》的二十篇作品，从1995年至2017年，时间跨越二十余年，浸润了她殚精竭虑的心血和汗水。犹如黄莺泪湿最高花，这二十篇作品就是章缘的二十朵最高花，沾着晶莹水珠的最高花。
章缘身为一名台北、纽约、上海三地的徙居作家，书写着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她以流动的视角，敏感的触角、细腻的笔触，写出不同舞台上行走的共通的人性，一个悲喜交集丰富多彩的人生。
《媳妇儿》讲的是一个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公公与儿媳的故事。为病危的准婆婆冲喜，敏玉和丈夫大民赶办喜事。订婚礼那天，时而发癫的公公一改平日的严肃寡言，笑意满盈地连说“娶媳妇儿咯！”婚后又接连发生公公逼问儿子把“媳妇儿”藏哪儿去了；公公翻动“媳妇儿”的衣物；公公对着“媳妇儿”说“我想你，好想你……”敏玉从母亲那里得知（台湾）外省人的“媳妇儿”说的是自己的老婆，她感到惊诧，公公是把她当成自己的“媳妇儿“了，但善良的她对老年痴呆公公给予了理解并尽孝照料。
一次敏玉无意间发现公公抓着一张身着旗袍年轻女人的黑白老照片，跪在床前伤心痛哭。当她发现敏玉时，一把将她抱进怀里，“你可回来了，我等你这么久”“不，是你等我这么久，我回来了。”“媳妇儿，媳妇儿……”，公公喜极而泣，把她当成了照片上的那个人。敏玉明白三纲五纪人伦天理，但是她更理解一个台湾老兵对留在大陆的恋人或发妻的愧疚之心，长达四十余年的思念之情。她被公公对心上人的炽烈情感所感动，她不忍心把公公仅存于心底的那丝温暖抽去。一个台湾老兵的疾风凄雨人生，一个普通妇女的冰魂雪魄，两年后重读这个故事，仍然令我置书兴叹。
《插队》里留美生彼得汪，因为“美国，哪有上海好？”来到上海。虽然他在美国十年苦尽甘来，但总有不尽人意处；在上海他如鱼得水，职场干得风生水起，情场被美眉们认为“卖相不要太好噢！”
他是一个被西方文明熏染过的人士，比如对办事需排队的认同几乎是根深蒂固的。一次派对后去咖啡馆，被一位英国佬认为“插队”而激怒，他一个绅士怎么可能这么做？！于是发展到后来，竟然捶桌、咆哮，骂人。也许，这些是在派对上喝了过量的酒所致；抑或，是西方文明尚未真正融于他的体内。
一个现代版《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丹尼和朵丽丝》，给了世上父母们一记重锤。两个在美国华裔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阳光开朗的丹尼，文秀可爱的朵丽丝，他们学习优秀，弹得一手好钢琴。他们是父母的“宝宝子肉肉子”，也是父母的骄傲，当然也受着父母严厉的管教。
他们大学毕业了，但就在他们的新生活即将扬帆启程时，却因一氧化碳中毒双双死在朵丽丝家车库的车上——因为丹尼的母亲不允许儿子“把朵丽丝带回家来关进自己房间的，她总是在那里看着他们”；朵丽丝的父亲反对他们在家里见面，即使他外出也这么说：“这是我的房子，我不允许！”左右夹攻，把两条鲜活的年轻生命断送在车子里。当这两位父母发现了丹尼送给朵丽丝的、圈内刻着“丹尼和朵丽丝，永远的爱”的那枚订婚戒指，悲痛地发出“为什么要这么听话？”的诘问，追悔莫及，为时已晚。
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因两家世代为仇而受到阻扰，酿成悲剧，两个青春生命的牺牲使世人醒悟，使两个敌对的家族言归于好。那么，丹尼和朵丽丝献出的爱情和生命，留给世人什么呢？
“这个世界有很多套价值体系，单一价值体系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章缘如是说。嘉宾赵松老师也指出因为价值体系的异同，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章缘的小说能联系当下，阐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甚至个体的断裂。《谢幕舞》正是给了我这方面的感受。即便在家庭中，甚至孪生兄弟姐妹间，都有着不同的价值体系，有不解，有碰撞。
孪生姐妹婕儿和蒂蒂，共同在安宁病房陪伴病危的妈妈。姐姐婕儿墨守成规，妹妹则凡事带着玩票性质，而妈妈呢，“明白生活有好有坏，一往而前不需执念”。往日，成家的姐姐被生活推着走，单身的妹妹攒了钱，就带妈妈周游世界。面对妈妈病危现状，姐姐不睡觉、常哭泣、诉委屈；妹妹照常睡、没心没肺，她只是希望妈妈有尊严地、安安静静地离开人世。这让我联想到人们对待安乐死的不同态度。最终，妈妈在姐妹俩回忆儿时的舞会、情不自禁舒展舞姿的那一刻，呼出了最后一口气，因为姐妹俩的表现体现了她的价值体系。
于是老师提到《乒与乓》这个故事有丰富的意向，章缘以小说家敏锐的眼光在人群中挖掘写作素材，我对此颇有同感。《春日天涯》的二十个故事，无一不是章缘在生活中的所见、所思、所感，读到的就像是我们周遭的人、物、事，好看又发人深省。章缘称自己的小说如拿破仑蛋糕，酥皮之间的夹层丰富，有鲜奶油，还有吉士酱。看过她的小说，你一定会莞尔一笑，点头称是。
此刻，我回味小说中一个个故事，眼前仿佛飞来一只美丽的黄莺，口衔白色盘子，盘中是一块有乳白色夹层的金黄色拿破仑蛋糕……这是一个幻觉吗？不，那是我想象的一个甜美画面。
——写于 2019-07-22
《春日天涯》读后感(五)：自序：为湿最高花
章缘 | 文
1990年我从台北去了纽约，2005年又迁到上海。几次跨洋迁徙，让我在很多时候是个外来者、是新人，需要对别人介绍自己。我滔滔说着，用这个譬喻那个象征，最重要的是说彼此的同和异，如此让对方更容易理解，我也更理解对方和身处的新世界。或许，这种努力融入当下环境和语境的经验，让我成为一个写故事的人。
最近重读李义山绝句：“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在短短二十字里，我看到一幅既悲且艳的印象派油彩，读到恋慕、执着和追求，这些竟然如此贴合多年来在第二故乡写作的心情。
对羁旅之人，那像春日般令人向往的是怀念的原乡，它不断在向后隐退，你不再拥有它的现在和未来，只有过去还魂牵梦系。美好的春日又何尝不是此刻安身的他乡？它跟你有心灵和文化上的距离，咫尺天涯。写作者无论是在笔下追索那不断隐退的原乡，还是试图把异乡拉近融入，都是春日里黄莺的啼叫，虽然动听，但是夜幕即将四合，所余不多的时光在不断流逝。距离上的遥远，时间上的紧迫，于时空双重的焦虑下，写作者拼命在啼唱，啼出了血泪，为的是沾湿最高处的那朵花。这朵最高花，到底是什么样的奇艳之花？
时间和空间，这是每个写作者笔下要处理的问题，更是在第二故乡写作者的自我诘问。嘶嘶流逝的时间，改变着写作者对原乡和异乡空间的感知。总有那么一天，你发现你只能叙说对原乡的回忆，而异乡悄悄进入你，成为你的现在。至少，这是我的经历。
从中国台湾去了美国纽约之后，我才正式进入文坛，被视为“旅美作家”，是海外华文作家中的一员。到了中国上海，在许多场合，我被介绍为“中国台湾作家”。回中国台湾打书演讲，大家觉得我讲话用词带着陆腔，对我投以“客从何处来”的眼光……我早已学会不在意这些标签，因为所有的标签，只是方便他人指认。标签无非在提醒我，我已经不在原乡，而分别长居十多年的纽约和上海，如果够幸运的话，应该已经成为身心的第二故乡，也是我据以写作的地方。
从写下第一篇小说起，我的写作便非常个人化，它来自一种内在的需求，是赖以安身立命的喃喃诉说，所以我最在意的是怎么写，写什么。来到上海之前，我没有想象过中国大陆文坛是怎么样的一种机制和样貌，一无所知也就一无所惧，唯一在意的是，自己是否能继续写作。初抵上海，一人不识，不知道有什么文学期刊，也不知道如何投稿。幸而故交庄信正老师从美国来沪，庄老师是张爱玲在美极少数的知交之一，跟张爱玲专家陈子善老师熟识，借住陈家时提及我。陈老师约我见面，就着洋气的咖啡和鲜奶油蛋糕（情调迥然不同于之前我栖居一年的北京茉莉香片和花生米），开口便问我想不想在上海投稿？热心肠的陈老师帮我递了两篇小说给《上海文学》，其一便是《媳妇儿》，两篇小说同期刊出。几年内，《上海文学》和《小说界》分别发了我十篇小说，我的发表园地也逐渐向南向北拓展，天地越写越宽。
一开始，我采用中国台湾人的视角，一个外来者的眼光，这是我最能掌握的视角。但是它并非没有挑战性，因为小说人物不是活在真空或想象中，他活在今日的大上海，对上海的一切，从人们的食衣住行到城市样貌，如果没有一定的了解，就无法构建一个有说服力的小说世界。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还必须对大历史有所认识，因为人物是从过去走到现在，他个人和家庭的过去，你可以蜻蜓点水，但每次点水都要在点上，每一块建构的砖石，都要经过细细打磨和挑选。这样的书写，比起在原就熟悉的文化和环境里写作，少了信手拈来的自信，多了临渊履薄的小心翼翼。
我写在上海的台湾白领和台湾太太，也写常民运动如跳舞和乒乓，甚至从普遍的休闲活动如推拿撷取灵感。我慢慢写，在精不在多，重要的是写出一篇能立起来的作品，而不是数篇浮光掠影的刻板印象。
在上海的时间长了，有一天，我写出一对年轻女孩在上海的故事《闺中密》，两个人物都不是台湾人，2013年发在《长江文艺》，入选《作品》杂志。从此，我的创作翻开了新页，可以放下过去紧抓着的台湾人视角的拐杖，自由书写第二故乡了。《善后》和《跟神仙借房子》是其中代表。这样的书写，相当于离开写作者的舒适区（comfort zone），进入别人的领土，需要步步为营，而且吃力不讨好。但是我拥抱它的到来，它让我的书写更加自由，何况，我的舒适区早就被几次跨洋迁徙打破，不能再为我遮风挡雨了；它成了遗迹，成了参照物，它在天涯。
除了从所在环境取材，女性意识贯穿我诸多作品，反映了不同人生阶段的反思。在本书中，从《更衣室的女人》始，以《谢幕舞》终，穿插了《舞者莎夏》《大水之夜》《妈妈爱你》《攀岩》等篇，都在书写女性的角色和命运。不论我去到哪里，这个主题都会跟着我，以不同的旋律变奏，并随着个人生命的进入秋冬，展示不同风景的奥秘。
长居过中国台湾、美国纽约和中国上海，我笔下的故事场景跳转于此三地，人物也往往是游子、候鸟和旅居者。在书写中我发现，不同地区和族群的故事，常会引带出不同的叙述腔调和语言运用。写上海故事时自然会使用上海方言，而写美国人领养中国女婴的《失物招领》，浮现脑海的文句多是英文，对话部份便尽可能保留英语的特色，并把美国中产阶级亲子关系的种种，跟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区隔开来。这种自由出入一种以上文化的能力、多元视角的观照，是在第二故乡书写者的优势。有趣的是，当我在大纽约区，住在郊区幽静的花园洋房时，常感题材匮乏。但是迁居大陆几年之后，距离让我更能看清全貌，浑沌的世界突然结晶成像，我顺利写出了像《丹尼与朵丽丝》这样的移民故事。
这种写作版图的置换和变迁，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很难断其优劣。但是我总相信，没有什么是“更好的写作地”，只有“最好的写作地”，那就是写作者当下的所在。如此，我在第二故乡写作，彳亍于少有人迹的路上，接受从创作到发表的各种考验，转眼二十余载。而我所追求的，不过就是几篇能跨乡越界、引发不同族群共鸣的好作品。对我而言，这就是那个最高花。
这本集子精选了比较满意的二十篇作品，其中，在上海写出的故事占了绝大多数，可见第二故乡对我文学生命的滋养。在上海文艺社出版短篇集，一直是我的梦想，感谢文艺出版社副社长谢锦和《小说界》执行主编、也是本书责编乔晓华两位老师，助我美梦成真。谨以此书献给儿子世源，他在上海长大成人，给伴我写作的泰迪小宝，它将在此地终老。
《春日天涯》读后感(六)：异质文化相遇版图
在今天的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大城市中，到底生活着多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异域人士呢？有上百万吗？这么多语言各异，肤色发色各异，饮食习惯各异，文化观念各异的人群，日日在沪工作，饮食，娱乐，交往，和本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交织在一起，俨然是上海都市文化版图中色彩斑斓的那一片。
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日益和国际紧密联动，中国大陆正前所未有地接纳着来自全球的异质文化，当然也包括大中华区的香港亚文化和台湾亚文化。在文化的丰富多元和欣欣向荣的景象之下，不同文化相遇时的冲突是否存在？有没有根深蒂固的族群偏见在相互竞争和“攻伐”呢？而且，在激烈竞争同时又分工合作的全球人群里，又有多少“异域人”既享受着上海城市生活的优渥便利，同时又承受着文化心理错位的分裂和折磨呢？
章缘的《插队》可以说是用文字营造了这样一个斑驳的万花筒，令读者们既可观全景，又可一窥隐藏在其中，时刻变化，哗哗作响的碎片撞击细节，至为真实可感。典型的人物，典型的上海此刻的城市图景，时不时地的和读者迎面撞上，让人禁不住摇头轻笑，叹一声：“这不要太上海哦！这不要太实时哦！”
从文字大图景上看，是欧美文化，海外华人精英文化和中国大陆文化这三个文化板块在交叠，撞击和融合，而且各个文化板块之间的相对态势并不一样。欧美文化带着资本和傲慢呈俯视之姿；具海外背景的，非大陆的华人精英们则充当着文化桥梁，帮助母国和欧美顺利合作；中国大陆的当地文化则携着百年来的记忆和潜意识，对外来文明呈仰视同时又敬而远之的心态。这种有点盲目的仰视，是对西方先进文明的艳羡呢？还是对源自西方的资本金钱的崇拜呢？哪一个更接近事实的本质？
无论怎样，中国大陆，欧美异国，这两部份的文化主体意识各自清晰，唯有华人“海龟“们夹在两大文化板块之中，文化主体意识模糊，不明归属，总受”夹板气”，处境有些尴尬却又难以明言，正如《插队》中的主人公彼得汪一样，“认真一想，也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海龟”彼得汪，生长于中国台湾，青年负笈美国，白面书生，男生女相，留美工作。“从二十六岁到三十六岁，整整十年，黄金的十年，寂寞的十年。” 他曾鼓起勇气约会犹太姑娘，却因英语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和姑娘进行人权和环境污染等全球层面主题对话而再遭冷遇。
天晓得，对于英语非母语，在沉重的美国大学研究生课程中挣扎终日的华人青年，除了功课和生存，他还有什么余力去关心其他精神层面上的议题。即便他在美国工作了，也“只是海灌公司的免费咖啡，为的是提神保饭碗，为的是人手一杯要融入，要生存，要讨好周围的怀特先生，史密斯女士，还有菲利普……”异域生存的吃力，文化疏离的寂寞心酸，终于在彼得汪的青春快要消逝的时候，从母国的上海得到了慰籍和补偿。秀气的海归男生，天真娇小的上海美眉，美人们的讨好看重，公司老板的倚重，上海城市物质的丰富，文化的多元，欧美商业伙伴的交际，彼得汪终是苦尽甘来，在上海职场上“有自信，整个存在都在发光！”
那么，这个自信，发光的“海龟”彼得汪，他的心灵到底归属于东方还是西方？章缘的秀笔一点一点描画着彼得的人像，并指引着读者去“看见”。彼得汪操着“音调上扬阳光灿烂的社交英语”，”舌尖上弹跳着国家城市的名字”，”世界就像一个地球仪，只手可以转动。”
彼得汪听到有人说英语，会“竖起耳朵，像猎狗嗅到野兔。“彼得汪对着静安寺前算命的乡下老妇用流利的英文讲话。彼得汪说着”专业人士”专属的”高级语言”在公司里轻快地“攀升”。这个“海龟”，恐怕早已是欧美文化海洋的“生物”了吧？
有一天，“海龟”汪陪同生着冰蓝眼珠的法国生意伙伴洛伊外出吃饭，中国服务生因不谙英文点错了单，彼得汪情不自禁地用双语帮同胞解了围；餐后，“海龟”汪穿着浑身的欧美名牌衣衫，穿行于石库门背后的民居之中，看见了所有的“狗皮倒灶”，看见了普通中国市民狭窄杂乱的居住环境，他“被一种无力感充满”，这是因为什么缘由呢？彼得汪在公司聚会中为自己的中国风着装感到后悔，这又是为了什么？是厌恶自身的东方文化元素吗？还是害怕因为穿着这样的服式又将要堕入被洋同事们“标签化”的，“东方主义”偏见的陷阱呢？在异文化的熔炉中，彼得汪可谓是被逼的十分敏感，步步留心。然而，担心的事情果然又来找上他了:在聚会中不期而遇的旧识乔安娜又开始向彼得汪求证大陆“文革”时期的“插队”的含义。这位为全球“操心”的“精神至上”的犹太妞，实际上是真的不了解中国历史的，因此，此刻她在公开的社交场合，对这位源自中国台湾的“海龟”的提问，无疑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荒谬感；而且，在她的提问的背后，确实似乎是包含着一种似是而非的“揭短”，“戳痛处”的意味。于是，这位遭受无辜“棒击”的 “海龟”汪只好再一次竖起了“满身的刺”，以冷淡的绅士态度反问道：“你为什么要问？”“彼得汪向来和洋人靠边站，对一切不合西方文明的事物嗤之以鼻。”彼得汪的回应态度为什么不是一下子撇清自己或是同样嗤之以鼻呢？看到这里，读者们会纳闷吗？
这西方和中国之间，到底是存在着多少理解上的无知和空白？到底是存在多少因片面曲解而造成的偏见呢？用三言两语可以解释的清楚吗？
彼得汪“心里诅咒”，脸上带着“招牌的潇洒微笑”，“喉咙发干”，“脚步有点踉跄”地走出公司派对，走入梧桐夹道，香樟散发着清香的上海春夏之交的夜晚，循着温馨熟悉的咖啡香气信步来到一家小咖啡馆。“海龟”汪终于可以真正地安静放松地吃一顿夜饭果腹了，可没料到的是，这里“埋伏”着对他人身的又一次“暴击”，这回的鄙视来自于一个操着“高级英国口音”，同样生着冰蓝眼珠的白种高大男人，还是因为似是而非的“插队”，不同的是，这一次“海龟”汪站在母国的土地上；不同的是，这一次，“海龟”彼得汪不再讨好任何一方，不再顾及一切地火山爆发了。他，愤怒至极，对服务生用中文怒吼，操着结巴的“高级语言”骂娘，他的声音震耳欲聋，盖过所有，我们的”海龟”彼得汪终于雄风大振了一回！
《插队》中的“插队”概念，在中国华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不过是很自然地遵循”哪一边排队的人少，就跟在哪一队的后面排”的思维；而欧美社会惯常的只沿一队排的方法，不论是源于管理学的效率考虑或是西方人群的惯例，单就事实本身来讲，也仅仅反映思维方式的不同，有孰优孰劣可言吗？这个标准是由哪一方在设定？ 在和全球合作的今日中国，谁是中国的主人？谁是这片热土上的客人？谁是追逐市场利润的一方？谁是资本为之服务的巨大的顾客群体？入乡可以不必随俗，但不应该明白自身所处的时代和位置吗？
章缘的《插队》虽是短篇小说，但再三阅读后仍是感觉意味丰富，文字处处隐现的象征和多义性，处处触目。 看似荡开一笔的絮絮回忆实则复原着海归人士在异乡起起落落的心路历程。许多看似细碎的对日常龃龉的描写，蓄积着愈来愈强的能量，压在男主人公的心灵之上，也加诸在读者的心灵之上。文字下面隐藏的压力最后借一个极其琐碎的小事件瞬间爆发，形成了小说突如其来的张力和冲击波，令人极其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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