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故事读后感锦集

  《讲故事》是一本由[荷] 田海著作,中西书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元,页数:358,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讲故事》精选点评:

  ●与孔飞力的《叫魂》和柯文的《历史三调》一脉相承,不得不感慨中国人得多么喜欢随意散播谣言,主流话语体系看似人声鼎沸,实则影响很小,规律性的集体恐慌也大大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

  ●外国朋友的视角和切入点还是有些意思的

  ●你上次和直接领导,进行季度,或年度工作计划,是啥时候?还是从来没有过?如果有,那么,你目前的日常工作有多少是围绕工作重点来的?有多少是临时加进来的? 如果你和上级的合作关系,是由一系列短期的任务组成的,但是没有长期的规划,那么,你就很容易变成了个“救火队员”。 一、“不要重新发明轮子”,二、成为改进者,三、及时复盘。 我一个个来和你解释。 第一,“不要重新发明轮子”,这一点针对的主要是常规性的工作。 这个比喻意思是说,你要相信,在职场上,你遇到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已经有了现成的解决方法或者工具的,就像“车轮”早就存在了一样。 而你要做的,就是迅速找到那个现成的方法或者工具,把你手头的工作快速地完成;而不是凭一己之力,或者自己的一厢情愿去做事情。

  ●同样是研究中国乡土文化中的灵异或者鬼怪,和叫魂完全两个方向,只能理解为孔飞力更懂中国吧。

  ●读第二章“麻胡和老虎外婆”,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不管中国的“老虎外婆”,还是外国童话的狼外婆、恶毒的后妈/王后,“老女人”在中国、外国的古代传说中都是极其负面的角色,是否和古代对妇女的歧视有关?

  ●古代谣言来自于人们对恐惧不安寻求解释的需要,它们取材于农业社会生活,最大的特点是依靠口头传播,有时甚至会形成全球性文化交流。

  ●失望是真的,没有让那么好的材料发挥更大的意义,目前来看作为工具书可能挺好用,比如236页开始的“明清两代的黑眚和剪辫恐慌”。此外小的问题也挺多的,比如227页把“南朝太均”认为是“南朝太”“均”真的有点好笑。另外268页将对后宫选秀的恐惧和献身神灵的婚姻联系起来有点新奇也有点可疑。

  ●只要是洋大人的著作,不管怎么样都能找出好来,于是分数就这么高了。我给他冷却冷却吧。

  ●《叫魂》B面

  ●和《叫魂》对读挺有意思的,可以看到两种相(完)差(全)甚(不)远(同)的研究路径。特别强调了社区内外口耳相传的绝对重要性,基本上也就没有精英和政府什么事儿了。

  《讲故事》读后感(一):第一章有一段翻译与原文不一致

  第4页,

  《讲故事》读后感(二):理论凑合 考据太逊

  一章还没看完,就发现两处硬伤:

  第一,p258-259

  引《点石斋画报》图版,误将图中的鹅毛扇当成了扫帚。这个低级失误很有“汉学”特色。只要是个中国人,无论文化高低,一般都不会犯这种错误。

  第二,p269

  称唐宋年间,“不管是通过活人献祭,还是通过其他象征性的层面进行的灵姻都绝迹了。”

  事实是,宋代长江中下游的绝大部分地区都盛行人祭,中央政府镇压了两百余年方将其基本禁绝。很显然,田海不懂宋代宗教史,人家只玩明清。

  最后感叹一句:做汉学家真TM爽啊!作为春秋笔法的外援和骗经费的名头,再烂的作品也照样能大张旗鼓地引进来,让国内认真治学的良心学者情何以堪?

  《讲故事》读后感(三):·

  简单讲能成为爆款的谣言也是在改变的

  从唐代的精怪化人到明清转变中的因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口产生的煞气,再到清中后期的剪辫叫魂,谣言在大框架下的相似度和延续性很值得考究。同时,作为谣言源头的生存压力也顺着相同的脉络。

  从唐代的野外未开垦土地到明清时过度人口增长的社会环境。中国庞大的农业团体的生存压力也由对未知自然力量的恐惧转移到对未知人心的猜忌。

  相应的,后期谣言也有了更明确的污名化对象。乞丐,游方僧,以及西方传教士都因缺少当地人际网的支持成为发泄对象。

  面对如此汹涌的民意,帝国官僚体制的底层以的公开行刑作为平息超自然力量的“有力”对策。

  帝国的顶层则把不可遏制的谣言跨省传播现象作为反抗势力抬头的标志。深层的隐忧是天命正统性的压力。而白莲教一类似有似无的团体被官僚机构从传闻和典籍里挖来搪塞,为现象提供解释。

  《讲故事》读后感(四):谣言和《叫魂》

  一

  这些谣言故事,是一种农业文明下的恐惧。谣言中的怪物,都是用有限的农村生活经验拼凑起来的。 当这些谣言跨越文化地域时,会根据不同地区做适应性的改变。比如,煞神的形象,在北部是黑眚,到长江下游是狐妖,在岭南地区是一种猴子形的鬼。你看,怪鸟、狐狸还有猴子,都是行动迅速、会攻击人类的动物,谣言流传的地域不同,名字也会随之改变。比如咱们最开始说的老虎外婆,在东北叫老虎妈子,在北京叫妈虎子,在西北叫吃人婆。 这是谣言的产生发展过程,咱们再来看看人们为什么会制造谣言呢? 在古代,夜间非常安静和黑暗。人们半夜醒来会很恐惧,老觉得在暗处有妖怪。黑眚的形象被形容成怪鸟或狐狸,就是因为人们常常在夜间受到它们的惊吓。而且古人没有什么获取知识的渠道,也不知道外界发生了什么。人们需要为恐惧和未知寻求解释,不信谣言还信什么呢?

  别看谣言的内容荒诞简陋,它的传播性和持久性可是非常强的。在农业社会的家庭,人们很少有独处机会,几乎一天24小时都呆在一起,谣言就在这种亲密关系里大量滋生,然后在集市等公共场所扩散。很多谣言成为了地方记忆,在千百年里反复出现。

  二

  谣言事件里一个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本书称之为替罪现象。

  第一类替罪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在古代社会,女性是弱者,最好欺负,尤其是老太婆,既不能再生育,又不能再劳动,更是弱者中的弱者,最适合充当替罪羊,缓解民众的恐惧。

  把老年人,特别是老太婆当成替罪目标,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由于厌恶衰老,人会本能地不喜欢老太婆形象,在有些人的潜意识里,也暗暗希望推卸掉赡养老人的责任,有嫌弃的心理。再进一步说,为什么在这个故事里是外婆而不是奶奶呢,因为在宗法社会,外婆属于另一个家族,更加边缘化。那些谣言里最可怕的怪物在现实世界的替罪对象,常常是最可怜的人。

  第二类替罪行为的主要对象是外来的陌生人。

  乞丐、流浪汉。

  还有云游的和尚、尼姑,也经常被当成妖术谣言的替罪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寺庙的和尚、尼姑就不会被指控,道理很简单,中国是熟人社会,本地和尚、尼姑已经融入了熟人网络,获得了社会身份,他们不是外来者。

  到了19世纪,外来人里增加了一类更让当地人不安的群体,就是西方人和传教士。

  三

  地方权力机构在谣言事件里的表现,以及该如何看待这种表现?

  在谣言事件下,地方官的态度主要是等待事件自己平息,就像它们突然出现的时候一样。多数时候,替罪者都会在地方权力的默许下被迫害。

  如果是社会环境紧张的时期,那就比较棘手了。实际上,谣言事件大多不是孤立的,鬼怪传闻盛行的时候,几乎都伴随着灾害和瘟疫,或者处于战乱、朝代更替这样的敏感阶段。这种时期,群体恐惧和社会压力交织在一起,人们的神经绷得很紧,一触即发。地方官员当然很懂政治,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他们会全力阻止谣言传播,最有力的措施,是把最先传谣的人处死或流放,让人们害怕编造故事。但这也差不多是唯一的办法了,真的发生了大恐慌之后,他们就没有扑灭谣言的办法了。

  《讲故事》读后感(五):随便写写(非正式书评,吐槽及想象,非礼勿视)

  今天卡文,对着《后汉书》等了半天一个字也不想写,一气之下看完了田海所著《讲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巫术与替罪》(以下简称讲故事)。之所以购买本书是因为春节看完《唐人街探案2》觉得还可以,闲侃时蓦然想起,还真有老外对此进行研究,于是凭着记忆找到此书。今日阅读后感觉尚可,所以打算胡言乱语一番,谈一谈对其中一些部分的感想。

  题目中的“讲故事”有两重含义,一是本文是以叙述故事的形式展开的,因而与一般历史研究相比更为生动。二是“讲故事”意味着中国古代这类被认为“谣言”(作者并不认同这一说法)恐慌话语是借由口头文化而广泛传播的。在口耳相传中,这些故事被传承并赋予地方和时代特色。

  本文难度最大的是第二章,也最令人遗憾,原因在于涉及时代和地域太广,作者本身对于宋以前的古代中国并不十分了解(甚至大胆的认为变形这一现象在中国宗教行为中出现的很晚o(╯□╰)o),而史料又过于零散,只能勉强梳理了有关于麻胡(或许更重要的是其所指称的“yehu”),并对比了与“老虎外婆”故事高度相似的“小红帽”与“狼与七只小羊”故事。这一故事类型广泛流传于欧亚大陆两端确实是魅力无穷的(上学期韦兵老师所讲千与千寻的故事流传与之颇似),限于语言和材料,作者无法探讨其在欧亚大路中的流传情况,只能草率的猜测其源自中国(实际上根本没有说服力)并寄望他者。对此,本人只能表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o(╥﹏╥)o。

  文中除了强调口头文化与地方记忆对地方社会的重大影响外,有两处我认为很有意义并值得深入一是皇帝形象的“边缘化”,作者特别定义了皇帝“边缘化”的特征,尽管皇权笼罩与帝国秩序中,但对于民众而言,皇帝仍然只是外来的他者。对于未知的想象和恐惧使得皇帝形象也很容易被妖魔化,不过,作者对此未能更深入的论述。我们很容易就能产生怀疑,这种对皇权妖魔化的叙述是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某种传统吗?这种叙述是仅仅基于某些特定的风评不好俄君主(比如正德皇帝)还是普遍存在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皇帝是否了解这样的谣言(从文中来看,朝廷确实对有关选秀的谣言做出了回应?既然口头文化成为了皇帝妖魔化叙述的重要媒介,那么皇权是否也利用这一媒介来塑造其正面形象?凡此种种,或可深入.

  另一处是古代中国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集体恐惧以及外来的各种压力因素对于群众运动的影响.作者特别强调地方民众有自己的世界观,在对于清末的大规模暴乱包括义和团的研究中,作者认为地方民众作为一个群体或社群,完全自发地采取行动,没有丝毫意愿去确认或者颠覆社会或其他;领导层。此处我的第一感受是黄巾运动似乎也与之类似,即借由某种谣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而引发的集体恐惧(汉代终末论的影响?),最终汇聚为自发地社会行动?而当代中国的系列运动,似乎也蕴藏着可以借用集体恐惧以及外在压力因素的解释路径。

扫一扫手机访问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