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王国》是一本由[美]米切尔·邓奈尔 / [美]奥维·卡特著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79.8，页数：4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人行道王国》读后感(一)：书是好事，但编辑不负责
看了一百多页，就发现两处文字错误。这是编辑的责任。然后翻了一下，居然本书没有责任编辑。翻译虽说是三个人署名，然而翻译也只能说看懂的水平。此类田野调查的社会学作品在国内不多，一方面是学术导向，一方面是学术禁忌。所以也只能看看外国的。但确实，美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差异太大，以至于只能将这种研究方法在中国做实践，而不是研究结论。
《人行道王国》读后感(二)：关于人行道的田野调查
成长于中产阶级的白人、信仰犹太教的大学教授，在第六大道展开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在人行道上生存的边缘人物，主要集中在卖杂志的小摊贩、拾荒者和乞讨者等无家可归的人物身上，大部分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的贫穷黑人男性。
参与观察者和被观察者，明显存在着较大的种族和阶级差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是隔着面具的，再加上种族这个因素，有些东西可能并不会完全展现在非同种族的白人教授面前。
还延伸观察到人行道上的摊贩如何上厕所，搭讪路人(白人女性居多），以及追述了有些人是怎么从宾州火车站移居到第六大道的。
在田野调查中作者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差异将其变为优势，把自己当成一个实验对照组，形成对比，更好的分析了其中的矛盾，发现人行道上的公共行为中存在着一些区别对待。
与人行道上的摊贩一起摆摊卖杂志并用录音机记录他们的对话，去观察和了解他们是如何生存的，其结果可能是受到一些因素和社会结构的影响。试图打破人们对人行道摊贩和无家可归者的刻板印象，对被观察者保持尊重和谦卑，对种族和阶级的差异也充满了忧虑。
《人行道王国》读后感(三)：人本身就是尊严
从埃及第一王朝美尼斯所建的首都城市孟菲斯至今，人类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已经进行了5000多年，回归田园从来不是主旋律，更多人向往的是城市的规范、便捷和舒适。中世纪的民谚“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倘若还能一窥城市曾经的胸怀，今日的反行乞法案、暂住证制度等，已经把城市推向自由的另一面：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更加固化和刻板，不同于常规的社会生活被贴上“危险行为”的标签，主流社会忘了“一个自由社会里永远不会有绝对的保护，自由意味着我们必须活在许多风险之中”。
作者米切尔在纽约街头“生活”五年，他采取的田野调查方式包括：1、为一个流动杂志摊工作；2、长期录音（当事人知情），记录街道上的典型事件和对话；3、邀请当事人参与其在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在破窗理论被做为美国城市管理的基本原则的今天，米切尔用“微距”呈现街头讨生活的人摆摊、睡觉、捡垃圾，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生活细节；从宏观上全球性的去工业化，全国性的种族、阶段与性别分层，地方性针对街头小贩的限制和惩罚措施等，厘清和反思社会治理的局限、方向。
作者的文字深刻，但不自以为是；充满人性关怀，但不煽情；客观中立，但仍提醒读者，记住田野调查的不确定性。这样的作品，会让读者对人类社群产生或增强信心。
《人行道王国》读后感(四)：《人行道王国》总结与启发
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赠书~(不是因为赠书而写的书评)
中文版的近五百页，20多年前的书今年才译介进我国。大量带引号的对话实录可能时这本城市人类学民族志最大的特点，这也使得本书读起来非常顺畅。在书末，作者还附上了一篇详细的研究方法陈述，较为全面的介绍了作者从尝试融入人行道街区、录音机的使用、与本书主要人物哈基姆共同教书以及本书的“演变”过程，而后，作者还探讨了民族志写作相关问题以及本书作者采用的延伸地点研究法这一联结宏观与微观的方法。
本书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理论的支撑，也没有非常明确的在验证某个理论和假说。本书共五章，前两章基本上是对人行道上的生活做一个较为全面的介绍，从第三章开始，作者开始了理论切入，探讨了非正式控制的局限问题。第四章，作者分析探讨了“管理街头人”的方式及其产生的冲突和造成的困境。这里，作者主要展开的是与著名的“破窗理论”的对话，人行道上的摊贩究竟算不算是需要进行正式控制的“破窗”，以及“破窗”实验仅仅局限于实物性的秩序，但一些研究者用此来说明一系列关于社会性失序的观点，他们假设实物性和社会性的无序在效果上是相同的，这是否成立。作者认为，对于无序缺乏系统的定义，对它的使用不具科学性，误差很大而且通常人们疏于观察。因此，更好的方法是更准确地定义无序。作者在第四章末，说到“我特别希望看到地一种“破窗”型管理工作，但同时它不会“不尊重”那些从事商业活动地无辜的人。”也就是说，在当政者、执法者以及一些城市居民看来需要进行管理与控制的街头书贩，是社区的不安定因素，不加管理与控制就是社区的“破窗”，但实际上，在他们看起来的“破窗”通过内部的非正式控制以及“公共人物”的引导，原本可能滑入毒品、偷盗、抢劫甚至于其他恶性犯罪深渊的街头流浪者成为社区的一部分。
在第五章，作者考察了简街卖圣诞树的街头摊贩，与第六大道的书贩产生了鲜明对比，从而使本文对种族问题、阶级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化。结论部分，作者探讨了对在人行道工作/生活的人们的管理问题，作者指出，需要一种新型社会控制策略，其核心可以是对行为责任制的不懈追求，但也可以是全体市民开启新的认识，更宽容地对待和尊重在人行道上工作的人。也就是，本书的两个核心主体：一个是法律及执法的界限；另一个是群体之间的宽容与理解。
我觉得从作者的研究出发，可以进一步探讨为什么在第六大道这样的街区非正式控制与正式控制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为什么美国贫民社区、在巴西等地的一些贫民窟最终会陷入毒品、暴力与犯罪的泥潭中无法爬出？在其中，整个社会环境、行政当局的政策行为、所谓“公共人物”所起的作用等等相关问题都值得深入分析。进一步，这本书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也作了探讨，对我较大的启发是今后有机会我想做留守儿童生活境况的田野调查，我该如何着手、又应关注哪些方面。
《人行道王国》读后感(五)：人行道的观察家
在翻开《人行道王国》之前，或许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们要在2019年的现在，阅读一本美国学者写的关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纽约格林尼治村人行道上黑人摊贩的书？除了异域或者说异族的景观，这本书对我们又有多少启迪呢？
但不可否认的是，简·雅各布斯出版于1961年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至今仍被人们反复阅读、引用和讨论，关于城市及其中生活的居民构成的有机体系，如果不考虑时代变化带来的变迁，有许多本质的问题是一直延续的。事实上，《人行道王国》的作者米切尔·邓奈尔也对雅各布斯的书做了大量引用，并对其观点做了部分的驳斥。由于米切尔的写作方式的特殊性，他的这本民族志不是浮光掠影的问题描述——就像为了写作《深渊居民》的杰克·伦敦一样，他去到感兴趣的人们的中间——更像是一部好看的纸面上的纪录片。由四条街构成的两个路口，二十余名人物，仿佛就在读者的眼前。
一开始，米切尔的重心放在书贩哈基姆的身上。在格林尼治村，同样是摆摊，卖书和卖杂志以及“破烂”的摊贩之间有层级之分。前者通常有固定的住所，有进货渠道；后者的货品是捡来的，以及，他们没有一个房间和一张床，睡在街上或其他凑合的歇脚处。偶然的闲谈让米切尔发现，哈基姆不是他以为的流浪汉，居然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曾有一份正式的职业。他意识到，可以就人行道上的生活写一本书。为此，他对哈基姆做了多次的访谈，写了书的初稿，并谈妥了出版事宜。
如果当时的书稿获得出版，那会是完全不同的另一部作品。总之，哈基姆看了书稿，对米切尔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米切尔的视野过于狭窄，没有反映“街上的事实”。米切尔把失业多年的哈基姆请到大学校园，共同主持了一学期的课程。在和学生们的讨论碰撞中，新的想法逐渐成形。米切尔回到了街上，这一次，是作为临时摊贩。身为白人男子、大学教授的米切尔，开始帮这个或那个杂志摊贩守摊，用便携录音机录下发生的一切，有时当他不在现场，也请他们留着录音机。刚开始，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问题。人们或敌视、或不信任、或想从他这里捞一笔。他经常被以各种理由讨钱，自费投入这项研究的米切尔感到，自己很快就要连录音带也买不起了。几乎是凭借着意志和运气，他终于获得了街头人群的认可。他听了每个人的故事，并向周边的人进一步核查事实，最后发现，有些听起来像谎言的故事，其实是真的。
摊贩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当上摊贩的，也不是从最初就无家可归。他们有的惹上了酗酒或吸毒的问题，有的仍有愿意接纳自己的家人。有时，促成长期流浪的，仅仅是某个有工作、有正常生活的人在某个瞬间的自暴自弃。一旦逸出常轨，扔下租屋和工作跑掉，就再也难以回到稳固的社会位置。像哈基姆这样失业后自行来到街上，希望提供书籍给他人，借此给他人以好的影响的人，毕竟不多。
米切尔的叙述由近及远。这是些怎样的人，他们有怎样的故事，政府为何允许这里摆摊，市政管理部门和大公司的“净化”决心又是如何影响这片区域的生态。他还写到不远处另一条街，一户每年冬天来卖圣诞树的白人家庭，和黑人摊贩们受到的待遇又有多少不同。例如有厕所可借或不得不随地小便这种细节，要不是和他们厮混过一个又一个白昼，他很可能看到了却视而不见。除了热心的研究者，又有谁会关心这些摊贩怎么解决如厕问题？米切尔有真正融入其间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同情心，他在书稿完成后把写到的人们一个个喊到宾馆，念给他们听，说服他们在文件签字，那份文件将保证他们共享版税。没有人认真听。不止一个摊贩愉快地喝了酒，和他称兄道弟。在他们看来，自己能出现在一本书里就足够吹嘘很久了。
作为学者，米切尔关心的不仅仅是具体的个人，更是政策及其施行方式会怎样影响到市民的日常。他忠实记录了摊贩伊什梅尔在圣诞节遭到警察清退的遭遇，作为测试，他在那个位置摆了自己的摊子，和警察及其上司有一场微妙的较量。另一方面，他和那些制订新规、让摆摊者的可用区域越来越少的人们做了谈话。当雅各布斯的“破窗”理论被执政者当作手段，他试图以这本书证明，任何人关于怎样才是安全的论调，都要落到具体情节中去。
“我们能找到一个中间地带：我们可以尽力地捕捉那些个人生活与宏观力量交错的时刻，并且在不能明确那些力量究竟是如何渗透进个体生活时勇于承认自己的不确定性。”米切尔的坦诚贯穿全书。他后来终于学会了对三不五时来要钱的黑哥们说不，并给出另一些他力所能及的帮助，手续上的法律上的。书出版后，他还试图和一名设计师合作，为摊贩设计可以当作拖车的桌子。该设计最终被厂商拒绝制造，理由是，市里的头头们都在努力清理摊贩呢，可不能在风口浪尖上冒险。
《人行道王国》读后感(六)：“哦，这是整个国家的基础。”
读书笔记（上）
这是又一本关于纽约街道主题的田野调查的书。作者米切尔•邓奈尔是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他进入街头调查的第一个对象，也是帮他打开街道的人是第六大道和格林尼治路口的书摊小贩哈基姆。哈基姆博览群书，说自己是一个“公共人物”，启发作者重新去阅读了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理解哈基姆作为“街道的眼睛”的角色。作者也以摊贩的身份，用融入与参与的方式，全天开着录音机，进行“道德模糊”的田野调查工作。
如何在主观与客观间获得平衡，作者的这段话很有意思：“我坚信第六大道上的人们的声音应当被听到。为了实现这一点，我的目标是让读者们相信引号之间的文字都是对现场真实言论相当可靠的记录。当我只能依赖自己的记忆和笔记时，我就不会用引号。我相信，当学者在书写与自己的种族和阶级地位相差甚远的群体时，这种做法是格外必要的；因为对这些群体而言，如果不能忠实记录他们所特有的语言，那么这些话语中蕴含的意义与逻辑就很容易遭到误解。”
哈基姆不是一个平常的摊贩，他就读于罗格斯大学，毕业后在很多公司任过职，但作为黑人，“在公司很难保持完整的人格”，他发现了一种生活方法，尤其是在纽约这样的城市，不靠“公司—雇员”这种模式就能谋生。
哈基姆针对性的卖“黑人主题”的书籍，这些书揭示种族主义历史，帮助非裔理解自己的身份以及获得生活所需的知识和自信。作者的录音素材证明了哈基姆自我任命的“公共人物”这个角色的存在，很好的说明了一名书贩能够多么广泛地影响街道上很多人的生活。哈基姆对一个黑人青年也是他的顾客说：“我会继续从我的书摊上推荐书给你读，也会帮助你让理解力更上一层楼。”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本书《城中城》，社会学者素德的社会调查对象J.T，一个社区混混的领袖，带领大家进行一些非法的谋生，并维护社区的自治。哈基姆和J.T一样，他们是有影响力的小人物，是边缘社会的润滑剂。
人行道如何变成维生的常居地，《人行道王国》对街道的运作系统进行了解剖，这是一整套通过各方力量为底层人士建构的生存条件系统。要让无家可归者把街道作为常居地，首先能够有大量公共场所能够让人睡觉而不被驱赶甚至受罚，教堂、车站、地铁、公园……街区有大量的“缝隙”，允许人们能够在行人视线下睡下。公共厕所，也是一个有效系统中不能缺少的“生命线”。最重要的还是为没有什么技能的人创造积极的谋生手段。
作为市政法典的纽约《地方法33条》规定，一般性摊贩使用小型便携式桌子专门销售印刷品，其出售活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不受限制。这一规定，是在美国第一修正案原则下制定：个人有权在城市人行道上散发传单、请愿书或以其它方式传播印刷品，只要这种传播不妨碍行人交通的安全和方便。
捡拾垃圾贩卖以谋生的无家可归者并不熟悉这样的条款，而正是警察将这些法律法规普及到街上。“我们认识一些警察，他们会告诉我们，你们要注意了，有人要来收拾你们了。唯一合法出售的东西是书。所以我建议你赶快去搞一些书。”
“杂志和书，啊，教育！他们允许我们卖！”
“为什么教育就可以？”
“因为这就是人家说的宪法权利。我们有权出售阅读内容，读物。”
“很多人觉得言论自由就是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远不止于此。还包括出售印刷品。这是新闻自由的含义。”
“哦，这是整个国家的基础。”
经过许多人已经在这里提供了适当行为的样板，这变成了流浪汉也知道的常识。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街区提供了大量高质量的可回收的垃圾的，“干扰卫生操作”和“移除待收集的材料”的监禁和罚款的轻罪，约束了拾荒者劳作时对环境的破坏。翻捡杂志书籍时仍将其保持整齐有序，反而成了一项令人骄傲的技能。
工作的高级感来自于自我掌控的程度，而不是工作性质的高等级。比如街道上的这些摊贩，他们就拥有自己定价和要价的权利。
“我觉得如果有人想花50美分从我这儿买到报刊亭卖5美元的杂志，那他就是在侮辱我。”
“给我3美元好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接受3美元，不是因为我需要它，而是像我在帮你一个忙。”
“一种专业主义，能让顾客知道这是一门生意，这门生意就是这么做的。”
“跟我说话要花钱，我收钱指路，信息25美分，正确的信息50美分。”
“这是一种良性强卖。”
这是一份有尊严的工作和生意。差别仅仅在于中产阶级习惯在得抑郁症时去看医生，社会底层的人只需要“去他妈”的心态。
《人行道王国》读后感(七)：人行道的“眼睛”
每一次迁徙都是一个生存与适应的故事，第六大道的大多数摊贩来到这里重新完成转变大多是偶然。第二章“人行道的新用途”大略概括了以卖书和杂志为生的底层群体如何来到这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尽管周围人对他们存在误解，与他们接触不到的其他阶层或群体对这些人存在偏见，但我认为，本书着重叙说了第六大道的底层群体如何在这个微小的社会结构里向好的方面完成了适应、转变。
哈基姆是微小社会结构中的“公众人物”，他积极帮助“堕落青年”杰罗米，这样的公共人物还有马尔文、贾曼等等。以公共人物为代表的哈基姆与杰罗米的关系不是权威和支配关系，更接近于马克斯·韦伯的“对他人施加影响的实践”，哈基姆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经验与实践，但在20年后互联网普及的今天，知识更新换代指数加速，这种以经验和实践为主的公共人物能否像20年前那样对小人物施加影响，我不得而知。
小人物在公共人物指导下的社会化转变并非一帆风顺，以罗恩早起的“我不在乎”思维为代表。“这种心态是极端形式的逃避主义，而不是一种放弃。这种心态让一个人放弃公寓，流落街头，此外还有一个更加极端的形式，我们会观察到他们丧失对其他人的同理心，从而可能盗窃车上物品、抢劫送货员或实施身体暴力。”然而，它并没有消灭所有的社会性情感，人行道作为一种结构，既可以鼓励逃避主义行为，也可以阻止他。人行道中的康复力量使罗恩走入正途，这种力量的来源于与顾客的互动和从事工作时努力维系的尊严。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人行道的这一面，但它强化了传统社会规范。人们不仅为他人扮演导师，也扮演着经济角色。但在微小社会的社会结构里，非正式的社会控制也存在局限，主要存在四个方面：露宿街头、内急、纠缠女性、地下交易。以纽约警方为代表的“台前”的正式社会控制力量则与这些群体充满了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受更广阔的社会影响，例如地方法案、肤色、阶级等。矛盾与冲突中，这些黑人为主的有色人种也和警方逐渐磨合，互相转变。
这些第六大道上谋生的人们互相依靠以取得社会支持。对那些不依赖宗教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的人来说，这种组织生活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关键。……从看似混乱的状态中，他们用彼此的关系建立起了社会秩序。这种秩序本身及其影响非常强大，但它无法控制许多冒犯到当地居民和行人的行为。以骚然女性为例，男性在骚扰女性过程中获得社会赋予男性的性别优势，间接获得权力感。
几乎所有女性都不可能与他们发展友谊、浪漫关系，因此这个群体将女性物化，在他们身上乐于施展小伎俩。而反过来，这种行为和它所导致的困境，则强化了这些男性的他已性，更加强化了他们作为危险对象必须被小心回避的身份。对女性来说，男性的“街上的眼睛”并不能带来身处于陌生人之中的安全感，而是一种深深的不信任感，因此，格林尼治村的居民避免与街上工作的人建立真诚的关系，这又进一步强化了街上的底层群体对女性的看法，认为他们缺乏同理心、冷漠、不尊重人。女性的这种身份焦虑转嫁到无辜的乞讨者、图书摊贩上，甚至一定程度上，也转嫁到黑人群体中，刻板印象由此产生。“那里有一个看不见的社会世界，大多数人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后来我才知道，我对它其实所知甚少”。第六大道如何完成了底层群体维生的常居地？不仅要了解广阔的社会、政治、经济力量，还要了解第六大道周边的政治、社会、经济力量如何深深地影响了这些人的生活。……这些人之所以出现在这个街区，是某些推力的结果，远非看上去的那么随机。
他们通常认为自己掌控了自己的命运——但大量的社会科学和历史证据表明，他们与广泛的结构条件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他们现在的生活。十五年前，这些人居住在宾夕法尼亚车站，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乘客将他们视为令人厌恶的群体，中产阶级发出声音，这些人与中产阶级群体的关系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冲突，借助地方法律法规，宾夕法尼亚车站管理方实施了以驱赶为主的办法，通过积极改造车站周围环境，是这些流浪群体不能在车站周边露宿，从而产生迁徙。借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之名，纽约市议会修正了地方法案，放宽了街头出版物的管制，使这些群体逐渐转向卖书与杂志为生。以此，这些群体内部互相帮助，在隐形的社会结构作用下，有过不良记录的人在第六大道逐渐完成人生中向好的转变。这一粗略过程中，政治层面的自由主义政治团体、纽约议员、新的纽约市长（代表了政策宽容度的转变）和隐形社会结构中的“公共人物”似乎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当然，更广层面的基于种族的社会偏见和阶级偏见也不容忽视，以哈基姆为代表，他的身份转变似乎是基于这个原因。
我从所有方面来审视人行道生活，背景是政府对福利的削减已造成切肤之痛，而社会对有钱有势的大企业也普遍认可。虽然政府理应对这些人的生活负有一定的责任，但他所做的是试图将他们从街道上根除，或是纠正他们的行为。此外，学术界对这个群体也产生的影响，作者对这一群体叙述的理论来源有一部分来自于城市社会学家雅各布斯，但学术界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治因素实现的，典型的影响来自于“破窗理论”。本书中，作者对这一理论持批判态度，认为我们不应该先入为主地认为在街上的越轨行为都是造成犯罪的某种无序行为引起的，进而把它修缮为“修缮窗户”理论。
政策实践中，商业组织、纽约警方等出现在了与这些底层群体矛盾的前线，尤其是警方，类似我们前几年熟悉的城管冲突。商业组织和警方的压迫性管理也使得第六大道内部的图书贩之间出现矛盾，但因为涉及种族和阶级影响，这些内部矛盾侧重于内部解决，尽量不与正面法律接触，因为没有人想要在这个群体中被视为“叛徒”。作者认为，与政府方面期望的结果相反，这些措施恶化了第六大道所有的图书贩卖环境，不仅仅是黑人群体赖以为生的摊贩式售书。
警方与这个群体的矛盾典型出现在圣诞节这一天。伊什梅儿的物品被警方没收，伊什梅儿与当值警员都认为自己是其他因素的受害者，警方会在矛盾冲突中偶尔“越发法律私自惩罚”，作者认为，他们都是广阔层面上“破窗理论”的受害者。破窗理论应该被完善，不应该被不加细致考察滥用。
不仅仅是第六大道的黑人群体，全美的黑人群体都受到种族与阶级偏见的影响，以第五章白色人种罗普的待遇为例。罗普出现在第六大道附近，不仅没有被周围群体歧视，也没有被挤压空间，相反，罗普一家与周围居民打成一片，甚至收到了3家周围居民送的公寓钥匙，以便改善罗普一家的生存环境。作者说：“经济阶层和种族的影响并非一次显现，它的呈现要经过一系列的步骤和过程。……罗普一家和其他摊贩的不同对待方式更有可能是阶级、种族、公共行为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结果。”
《人行道王国》读后感(八)：我看着楼下的小摊主们，第一次想要了解他们的生活
从宽泛的城市研究来看，《人行道王国》不能说是一本夺目的作品，相反，它平实、规范、因袭了强大而成熟的研究传统。在它1999年首次出版时，距离《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an Italian Slum，William. F. Whyte）的诞生已有半个多世纪，而《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Jane Jacobs）初版也近四十年。
在浩若烟海的专著中提及这两本，仅仅是因为作者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多次谈论简·雅各布森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对他本人研究的影响，而《街角社会》的作者、参与式观察法的开山鼻祖威廉·怀特，则对邓奈尔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前者是城市规划研究的典范，后者则开创了田野调查的新模式，而《人行道王国》是将这两者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
不论从一个粗略读点民族志的读者角度，还是从一名对“下田野”心向往之的学习者角度，《人行道王国》毫无疑问都是一本教科书式的读物。它具备了我认可、期待和想要习得的诸多民族志书写的特征：生动的故事，细致的考据，清晰的结构，以及最重要的两点——强大的思辨与深刻的关怀。
“对当下城市规划和重建理论的抨击”，是雅各布森书写的直接宗旨。这种直接性带来了显著的现实效果，不仅影响了美国五六十年代的城市改造政策，还使“人行道生活”从此成为城市理论学家们所强调的必要存在。直至四十年后，在本书成书之时，雅各布森笔下的街道生活依旧保留了下来。
但是，致力于美国城市的族群关系、种族及贫困问题研究的邓奈尔，将焦点投到新出现的街道人群——在人行道上谋生的贫穷黑人男性身上。书贩、杂志摊贩、银行自动取款机门前的乞讨者，他们构成了人行道非正式生活中被描述的主体对象；通过深度观察、参与、体验他们的生活，邓奈尔深化了人行道生活的意义，反思了正式社会控制的后果及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局限。在这样一片流动、狭促、隐匿的世界里，阶级、种族、身份问题在不断碰撞，日常生活的繁复冗杂在不断交汇。
我们的故事从一名街道书贩开始。书贩哈基姆·哈桑不仅熟读雅各布森的书籍，专卖“黑人书籍”，定位自己为“公众人物”，对于教导和影响年轻人很有一套，而且追溯其个人历史，他还是主动选择如今的生活方式的。结识哈桑之后，邓奈尔将他请到自己的课堂上，共同开设了一门“街头生活与美国黑人的思想生活”的本科生研讨课。课后，哈桑主动提议引荐他认识更多样的在街道生活的人，马尔文、罗恩、穆德里克、乔、利奥、兰迪……他们逐个走入我们的视野。这些随着交往深入而逐渐浮现的人物故事令人惊讶，也有力地击碎了我在打开书之前的许多想象。
对于一个民族志的完成度，我通常有一个基础但有效的判断方法，即文本最终是否公正地完成了某种去陌生和去污名。在读完罗恩和马尔文的部分故事时，这个判断得到了印证。
马尔文的前半生几乎是照着一个被污名化的底层黑人男性的人设剧本走的：酗酒、孩子夭折、妻子早亡，生活像脱缰的马一路向下狂奔，嗑药、自残，以及最可怕的自我放弃的心态。根据一句常常出现在受访者口中的话，邓奈尔将这种精神危机提炼为“‘去***！’心态”。“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抑郁，感到‘处于人生低谷’，对任何事情都毫无兴趣。尽管一蹶不振是某种选择——没人强迫他们这么做——但这种选择并不是他们通过稳定的理性做出的；这并不是一个人想要做出的选择”。至于从低谷里爬出来的方式，“中产阶级们习惯了在得抑郁症时去看心理医生，但许多像罗恩这样的贫穷黑人与他们不同，都没有途径得到百忧解之类的药物，只能试着自助”。哪怕这种自助只能一时自我麻痹，并最终将他们拉入更可怕的深渊。
马尔文的人生故事既不是悲惨叙事，也不是奇观呈现，它为作者接下来深刻描画“逃避主义”这一普遍存在的心理状态做了例证。吸食毒品、酗酒，甚至犯罪（这些行为往往与特定阶层和族群挂钩，并被视为他们应当被规训、被管制甚至被隔绝的理由），是它们造成了逃避心理，还是逃避心理的无可解决（其背后是更重大的阶级、种族原因）导致了恶劣行为？作者解释到，“这种极端的‘我不在乎’心态并不是滥用毒品所自然或自动产生的后果，它是逃避主义继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遭遇了特定境遇的个体的一种特征”。
在理解之同情的基础上，邓奈尔继续从马尔文获得“拯救”的后半段故事中，生发出他的观点——“人行道上的康复力量”，“当拾荒和摆摊等有限的经济机会带来积极的自我指引和人际关系，它们也可以让一个人的生活产生更加深远的积极转变”。研究观点与事实材料实现了逻辑链条的扎实咬合。没有任何一种说理，能够比一个活生生个体的生命经验，更加打动人心、不容轻视。
不过，倘若仅止于此，《人行道王国》就还谈不上具有“示范意义”。在《街角社会》1955年的版本中，怀特加入了自己的实地研究经历，因为他意识到，“我们找不到任何揭示一名实地工作者必然经历的错误、困惑或本人身不由己被卷进去的真实的说明”，而这个填补空白的尝试直接使书获得了新生。
在前人有效尝试的基础上，邓奈尔无需掩盖自己显著的在场状态。在附录-研究方法陈述部分，他对于研究者融入和民族志谬误的思辨，让这本书的深刻性实现了飞跃。令我印象极为深刻的一幕，是邓奈尔的录音机无意间记录的两位受访者（作者隐去了他们的名字）的对话。对话中，他们给邓奈尔的白人犹太人身份贴上的标签，不比他们自己承受的刻板成见好上分毫。邓奈尔在这里坦诚地交待，“如果我把表面上的亲近等同于事实上的信任，或是以为我所描写的黑人穷人会在我面前无所顾忌地卸下面具，我就会犯下方法论上的错误”。
“在场”并不需要完全的信任，也不意味着全然的真相，这种不完整和不确定既是研究的常态，也是生活的本质。而应对它的对策，既不能是沉溺于个人叙事的细枝末节，也不能是拿宏观结构性力量当决定因素。在两者间寻找平衡并承认失衡的可能，是田野调查永恒的乐趣。
2019年的简体中文版《人行道王国》有一个巨大的遗憾，书中的摄影作品太过模糊不清。实际上，本书的摄影作者奥维·卡特（Ovie Carter）是1975年的普利策奖获得者，长期关注芝加哥的贫困街区。邓奈尔在书中多次表示，他的照片帮助自己看到了“未曾注意到的东西”。对于人行道这样一个司空见惯而我们熟视无睹的独特场域，精良的影像呈现反而更显重要。
或许，优质的社会学/人类学作品，往往能产生一些附加的效应，落地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那天的下班路上，我惦记着马尔文后来的命运转折，像往常一样走向常光顾的一个水果摊，它位于我家楼下一条不长的街道上，扎在许多蔬菜摊、糕点摊中间，它们曾在不久前的某个重要会议期间被清退过。我看着这些小摊主们，第一次萌生了一种冲动，想要问问他们正在过着怎样的生活。
《人行道王国》读后感(九)：两个故事
在《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和《写文化》之后，民族志写作永远失去了它（在想象中所具有）的普同性和客观性。对人类普同性的基本预设暗示了彻底“互相理解”的可能，“文化相对论”实则是对这一原则的再次确认，只不过需要改进一下理解方法。莫里斯·布洛克通过《人类学与认知挑战》再次要求回到普同性，不过显然还为时尚早。另一方面，作为参与者的观察者甚至完全的参与者也失去了他最终的裁决权，一个民族志总是在讲许许多多的故事。事实上，在很多时候，说出“民族志”三个字本身就是在讲另一个故事。
《人行道王国》当然也构造了一个故事群，大学教授、乞丐、拾荒者、杂志摊贩、基层警察、政经精英们轮番出场，各自有话要说。但对于我来说，这本书是两个故事的交织纠缠。其中一个关于美国，另一个则关于社会学。
第一个故事：过于聪明的人类
1954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布朗案的判决打开了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大门。此后，沃伦法院（厄尔·沃伦作为首席大法官的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一系列所谓的“进步”判决。1967年起，第一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也在沃伦法院任职。种族平权运动一时声势浩大。
1945年以后到1960年间，美国经济形势相对稳定，失业率现在看来也不算高。但70年代以后发生了持续性的经济结构转型，制造业“转移到阳光地带”，第三产业兴起，北方工业职位的减少导致受教育较少的黑人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剑桥美国经济史》指出：“1967年，收人不平等的恶化加重了工资率的不平等。托普尔通过考察收入处于社会总收入九十分位的男性熟练工人和收人处于社会总收入十分位的男性非熟练工人，指出两者的工资差距在1969-1995年间增长49%。其中，2/3以上的工资差距应归因于非熟练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该书认为，这种变化是70年代以来经济开放程度增加及伴生的制造业萎缩和技能偏好型的技术变革造成的。
60年代自由派的辉煌在70年代走向崩溃，美国经济进入滞涨期，约翰逊政府也出现了一系列失误，《右翼美国》指出：“例如，约翰逊的‘社区行动计划’，本来是要帮助穷人自救，但由于在贫穷社区里把权力给了那些专事抗议的人，以至于贫穷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1968-1992年间，保守派人稳居总统宝座；即使1992年走中间路线的民主党人克林顿赢得总统大选，共和党仍然常在国会两院占有优势。这一趋势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的复兴，在经济上是新自由主义开始逐步侵略全世界，在文化上则宣告了融合的失败。
更为巧合的是，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城市郊区化，郊区化过程本身是阶级化的，结果当然是更加阶级化的，其代价深远沉重（如《马唐草边疆》所言）。事后看来，某些法案和举措看起来就是专为种族隔离而生。如果说《当工作消失时》所描绘的世界还像是一个巧合，那么在《人行道王国》中则是明白晓畅无疑了。一脉相承的是，《当工作消失时》中的雇主们反复强调， 是聚居区黑人的个人特征和文化特质造成了他们的失业和不受雇主欢迎 ；而《人行道王国》中的官员和大企业则同样在极力强化居民们对特定族群街头露宿者印象中糟糕的一面——他们懒惰、无礼、为所欲为、威胁任何过路人。这一系统化的压迫来自于纯粹的恶意和偏见——“不怕流氓会打架，就怕流氓有文化”——精心设计的公共政策不断压缩底层民众的生活空间，一边还能顺势义正言辞大喊：那都是因为他们不努力，不接受我国的伟大主流价值观。
对于任何一个此类族群中的个体来说，当然可以有着自由选择。可以选择犯罪然后回监狱去，或者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想方设法维持生计；可以选择在街上小便，或者忍受没有垫圈的肮脏公厕；可以对抗酌处权并被惩罚（甚至连累一条街），也可以据法律而力争……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只不过通常这枷锁太紧了能把人勒死啊。
第二个故事：过于愚蠢的人类
社会学的故事就在这枷锁中诞生。正因如此，即便各个分支之间矛盾重重，即便不同理论誓不两立，社会学总是面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当这个美好世界和现实世界遭遇时，我们发现了社会学的批判性。在前天的小场讲座里，老林南开了一个玩笑（大意）：经济学比较受欢迎，因为他们尽说好话；社会学老是提问题，讲一些负面的东西，去到哪别人都不高兴，我们以后就多说点正面的东西，不是说不能说负面，而是正面要多说一些。
社会学家为什么老是说坏话呢？因为我们生活的世界本身就有很多地方是坏的。这倒不要紧，要紧的是“哪些地方”是坏的。眼看着高楼耸立、金碧辉煌，谁能接受有人在它脚边撒尿？社会学家首先要说明的正在于：人类文明中天然包含着不好的方面。当然，如果我们愿意努力尝试的话，这些不好的东西可以被发现，可以逐渐地被处理（虽然可能无法彻底消除）。
从逻辑上讲，说某物是好的，当然也就意味着某种不好来作为比较。只不过这种不好可以是想象的、构思的或者过去的、未来的而不必是现在的、身边的。在19世纪、20世纪头10年，很多人认为好的是现在，不好的已经永远丢进过去了；马上就被当头一棒，哦不，两棒。这促使人们想到，好的和不好的其实是一起生产出来的，是同一个过程的正反两面产物。不仅在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身上，也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上，好的和不好的同生共死，有时天使占据上风，有时恶魔执掌权柄。社会学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力地捕捉那些个人生活与宏观力量交错的时刻，并且在不能明确那些力量究竟是如何渗透进个体生活时勇于承认自己的不确定性。”
一个人的悲惨遭遇，可能是他自己作，也可能单纯是运气不好；一群人的悲惨遭遇，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某种共同缺陷，也可能是社会的系统压迫；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群体在历史上反复不断地出现，绞尽脑汁想出了千万个办法也无法根除，那多半是因为这是自然现象——就是那些和好的东西一起生产出来的不好的东西，重要的是这种特质，而不是某个具有这种特质的个人。穷人、街头游荡者，恰好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化的另一种产物。
《人行道王国》所发现的，正是“任何面临高度经济不平等、种族主义、文盲率和毒品依赖，以及不具备条件让人们从精神病院或监狱过渡到工作和家庭环境的社会，都会面对大量无法符合正规机构要求的人。 一个社会正确的应对方法不应是将自己创造出来的被遗弃者驱逐出公共空间，一个存在极度贫困问题的城市若要创造福祉，其重点就是能让边缘人有自主经营的机会。”
方法论问题
开头“引言”和最后“研究方法陈述”所提供的内容是本书最大亮点。
1.“街头就是街头。不要搞错。”点明了普遍理解的困难（即使不是不可能）。 2.“在做田野之前我不知道这是一个问题。”在一个熟悉的领域做田野，会由于采用局内人视角而忽略很多习以为常的东西；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做田野，会逐渐才能意识到许多问题真的是个问题。 3.真诚、真实与故事。真诚地说话就是真实的吗？真实意味着什么？我们在《诚与真》中看到了深入有趣地分析。对于社会学来说，织就一个故事所需要的真实不仅是眼见的真实，更应该是洞察的真实。否则通向“民族志谬误”，完全依靠观察的认识论错误。
余言
我在看《破窗效应》时就深感不满。首先，从个人的经验来看，我们似乎完全没有那种一窗破而不修，所有窗都会被人打破的感觉。相反，对于使用中的建筑来说，就算一窗不修也并不影响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只有被废弃的建筑会逐渐破败下去，那和破窗效应就没有关系了。其次，（正如《人行道王国》所指出的）具体物品的损坏造成的效应并不能简单推广到抽象物上，尤其是社会规范。一个人在广场上小便并不会促使别人效仿、一个人睡在公园长椅上也不会使有床可睡的人跑来睡长椅。这些所谓的无序是某种个体特征，而不是环境特征——但人类的个体特征大部分是社会生成的，当然也就是可以改变的。在刻意否定或忽略人类行为的社会性、时效性以及人的学习能力之后，美国城市的议员和行政官员对无家可归者的态度就只能是对物的态度——不断驱逐、排斥——从而显得如此“合理”。
《人行道王国》读后感(十)：一本《人行道王国》看尽美国街头社会
成功的城市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必须对彼此承担起一点公共责任，哪怕他们之间并无干系。提到一座城市，你会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在美国社会学家米切尔·邓奈尔的笔下，美国纽约市的社会被浓缩在了第六大道上。他用社会学田野观察的手法，对第六大道、格林尼治大道、8街、韦弗利街上的“常驻行人”进行观察
记得小时候，家门口的两条马路交叉口，总有一位老爷爷，每天推着自行车来卖报。不过和其他的报刊亭出售种类繁多的杂志、报纸不同，老爷爷总买固定那几种报纸，而且数量都不多。买完了他就坐在自行车的旁边，和一些人聊天，慢慢地在他的书摊旁总会聚上三五人，讨论讨论社会热点，谈天说地，好不快乐。
其实，人行道上，看似只有人们的步履匆匆，但当你驻足观察就会发现，在人行道上也充满了另一种生机。
人行道上的“公共人物”
作者在书中的观察对象，大多是生活在人行道上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靠在人行道上买书为生。这些人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非裔美国人、曾经有过酗酒吸毒等不良历史、生活居无所依、落魄。
但即便他们扮演者社会底层人物的角色，但在他们中，也是有具有公共人物属性的人的。比如作者一上来就介绍的哈基姆。
和很多书贩不同，哈基姆在来到人行道前过的是还算比较不错的生活，虽然是黑人、也曾辍过学，但是他曾在公司工作，做过校勘，做过法律相关工作，但是仅因为公司里并不直接负责他工作的人对他的一句“不能胜任工作”的评价，他就被解雇了。
于是他开始不靠“公司雇佣”来生活。于其他黑人书贩的书摊大多售卖黑人书籍不同，在哈基姆的书摊上，经常能看到种类丰富的书，比如作者出版的社会学书籍就曾出现在哈基姆的书摊上。
为什么说哈基姆是“公共人物”呢？所谓公共人物，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特质就是，他们和广泛的一群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每当他们出场时就会产生一定的“气场”。与此同时，他们就像是纽带，可以促进着信息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在公共人物身上，会有“正能量”的示范效应。
就拿哈基姆来说，他会帮助街头上的人。米勒是个在街头Vitam店兼职的仓库管理员。他不太重视学业。哈基姆在遇到他后，总会开导帮助他，劝他去读书，哪怕只是完成类似国内的成人高考，也是对自己有帮助的。可以说，有了人行道上公共人物的存在，许多流浪街头的人，得以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社会化。
另外，人行道上的公共人物还可以负责维持人行道的秩序。人行道上书贩的售卖行为受到地方制度的约束，但是制度本身是有弹性空间的，但是也会有人打擦边球，比如售卖色情图书。如果没有人阻拦，被警察等执法者发现后，那么等待人行道上书贩的将会是一场大规模的、彻底的清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最不想看到的。因此，人行道的公共人物也会时不常地去制止这些不良行为。
作者在书里用“元老”这个词来形容人行道上的公共人物。我觉得非常贴切。这一点也和我们国家传统熟人社会中，乡村中的老人很相似。他们有一种自带的威信，不仅能够教化村民，还能及时规范他们的行为。
人行道的康复功能
来到人行道上的人，之前大多有过失败的人生经历，比如酗酒、贩毒，有的是从监狱中刚刚出来的，还有的是战争时期的老兵，退伍后无所适从。但不管怎样，他们都需要一个入口，重新进入社会。人行道便提供了他们这样的渠道。
人行道上的书摊看似简单，但是要运营起来是需要不少人力的。书摊不是固定的，经常是先到先得，如果有一天你没有出现在自己经常去的摊位，是很有可能被其他人占的。所以书贩们需要帮自己占位的人，如果自己有事离开书摊，也需要有人帮自己看着书摊。另外，书贩们经常需要搜罗图书，晚上收摊了，也得有地方储存自己的图书。因此，也就需要有人做搬运工和仓库的提供者。这样一来，人行道为这些需要进入社会的人提供了岗位。
在人行道上，在街头公共人物的帮助下，这些人实现了自我康复。比如马尔文和罗恩。前者曾经酗酒，在贾曼的支持下，他戒酒了，在人行道上开了书摊。他也有人来帮助自己。于是马尔文就像当初被别人帮助自己那样，支持罗恩戒酒。罗恩的酒瘾很大，确切地说是，他不喝酒时跟正常人没有两样，而一旦喝了酒状态差到就没法正常交流。为此，马尔文经常会根据罗恩的状态来决定是否出摊。
在人行道上，书摊们之间通过讨价还价，形成了一个较为理性的图书出售价格，避免了无序竞争。虽然书贩更多是黑人，但是顾客有穷人，也有社会中上层人士。他们和来往地顾客有了更多的互动。
对于一些经历过失败、人生不那么顺利的人而言，如果他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出口，他们很有可能会选择放弃自己，以一种负面的情绪对待社会。但如果人行道是包容的，就能够把他们吸纳进去，给他们带来一点生机。无论是书贩之间还是书贩与顾客的互动，都能让他们实现一种康复。
人行道上的窘境
虽然人行道有着强大的使人康复的功能，但是不可回避的是，人行道也有局限。
作为一群无家可归的书贩来说，他们通常要露宿街头，而且通常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甚至不觉得住在家里有多么舒服。但是，在城市执法者的眼中，这群人有碍观瞻。按照传统的破窗理论来看，如果一个窗户是破的，那么会很有可能被继续破坏。很多的城市管理者就把破窗理论应用到了这群书贩上。他们曾经的经历不那么好，那么他们也就可能继续作乱。
另外，书贩们几乎一整天待在书摊上，不可避免地需要解决内急的问题。但是在种族歧视的影响下，书贩们解决内急问题也成为了人行道上的一大窘境。很多人觉得可以去街旁的便利店、快餐店解决啊。但是通过作者的田野调查，像我们揭露了一个超乎想象的场景。这些黑人书贩们，如果去店铺里上厕所，通常会遭到拒绝，理由是他们没有在店里消费，只有消费了才可以使用店内的洗手间，但是换做是白人则不会被拒绝，哪怕他并没有消费。
最终，书贩们解决内急的办法便是用纸杯，然后随手扔到一边。于是就出现了，路边的树枝上会挂着纸杯的场景。
不仅如此，这些黑人书贩们还会被冠以“纠缠女性”的角色形象。他们有时和路过的女性的搭讪，被视为是无礼行为。还有的人会质疑他们售卖的书籍来源不合法。事实上，通过作者的观察发现，他们的书多是来自书贩自己淘换来的，有的是其他读者赠与的，但是也许是因为他们的“黑人”身份，如果有的书店发现了书籍丢失，店主会把这个“帽子”扣到书贩的头上。
由此可以看到，在一些人的眼中，书贩们并不受欢迎。而且通过作者的观察也发现，虽然通过的《地方法33号》允许书贩们在街头售卖图书，但是管理者会因各种各样的理由来管理这些人。
构建包容的人行道
与格林尼治街上，黑人书贩面临的种族隔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简街上，看上去并不是很体面的一家白人，却很快融入到了街道中，他们售卖的圣诞树还很受到街上其他居民的欢迎。组中、阶级这些与生俱来的特质，让这些黑人想要挣脱却无法挣脱。
在很多时候，城市的管理者想着用子行政手段来驱逐这些看上去不那么体面的人。但实际上，无论是乞讨，还是售卖图书，人行道本身是具有活力的，这些人总能想办法在人行道上生存下来。
所以，比起简单粗暴地驱逐，更多地是需要理解和包容。包容的前提是理解，要理解为什么这些人会做出一些让人觉得是有所冒犯的行为，比如随意搭讪过路人、比如简单粗暴地解决内急问题。
另外就是刻板印象的问题。按照破窗理论来分析这群人，他们之前有过不光鲜的经历，但是这并不代表以后他们不会向善。人行道上的“公共人物”还有这些“岗位”给了这些无论是酗酒还是吸毒的黑人一个重新参与社会的机会。这个时候，不能太多先入为主地认为他们就会做坏事，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他们，对他们多一点包容，人行道可能将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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