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屋古诗说》是一本由俞平伯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019-2-1，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槐屋古诗说》读后感(一)：共同品味与唐诗宋词不太一样的中国古诗歌之美
高中时学《孔雀东南飞》时，教语文的老师简直是对此长篇诗歌赞不绝口，直说当时的教学大纲中居然没有要求我们全部背诵下来真是一大缺憾。当时的我知道它与《木兰诗》并称为“乐府双壁”。《木兰诗》当年是背得滚瓜烂熟，至今还能够脱口而出，不过这《孔雀东南飞》当时觉得篇幅实在是有些长，既然老师不作要求，那自然乐得不去讨这个苦吃。那时年少，只觉得这是一个凄凉悲哀的爱情故事，不晓得此文为什么会被赞予如此的殊荣。最近在读俞平伯先生的《槐屋古诗说》，其中的几个章节正是谈论《孔雀东南飞》的内容以及古诗技巧的，看完之后忽然有些明白此文妙在何处了。
若说这《孔雀东南飞》容易引起人注意的地方，首当其中的就是长（也正是因为长当年才吓得我不敢尝试去全片背诵）；其次就是技巧；再次就是其中的思想。就价值而言，俞平伯先生认为恰恰应该是倒过来的。《孔雀东南飞》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叙事诗，就在于它反抗了当时的礼教，成为了这一思想的旗手。
在今天看来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阻碍根本算不得什么，但是在当时作者胆敢这样表达对礼教的不满， 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所以此文它还有一个妙处，那就是运用了艺术的手腕来掩护。艺术的感召力是要胜过教条类的口号千百倍的。所以俞平伯先生又说这思想与技巧哪一个更重要，是很难说的。“思想重于技巧，虽似合理，但无技巧，思想失其所凭依。技巧跟思想既不可分，我们实亦不能说思想重于技巧也。”
当然不肯否认《孔雀东南飞》中的写作技巧也是十分精妙的，这一点俞平伯先生也做出了细致的讲解。我们觉得一首诗歌写的很好，但是却往往不知道其中妙在何处，不知道如何去鉴赏。这就需要有些知识渊博的学者来将我们带上一带，帮助我们从最初的拄着拐杖行走慢慢的过度到，自己迈步前行。
《槐屋古诗说》讨论品鉴的并不是我们平时所熟悉的唐诗宋词一类，因为这样的品鉴文章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此书所要讲述的主要是秦汉魏六朝诗，让我们跟随俞平伯先生的步伐，一同来品鉴这些平时或许并不熟知的中国古代诗歌，找到欣赏诗歌的正确路径，共同品味与唐诗宋词不太一样的中国古诗歌之美。
《槐屋古诗说》读后感(二)：早期诗歌之美
随着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中华好诗词等大型文化栏目的兴起，我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正在复苏，一场场古诗词热潮随之扑面而来。不过，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古代诗歌大多数都属于唐诗宋词的范畴，好像除了这两个时代，其他时代的诗歌没有什么焦点存在。殊不知，若是没有早期古诗歌的兴起和发展，唐诗宋词绝不会像如今这样到达全民皆知的地步。
因此，若是有可能，我希望能有更多人去了解和喜欢那些出现在唐诗宋词之前的古代诗词。《槐屋古诗说》一书是我国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的作品，他出身于书香世家，曾经和朱自清等人创办“五四运动”以来最早的诗刊《诗》月刊，对诗歌可谓相当有研究，也出版了很多相关著作，以帮助人们更好的理解古代诗词作品。
在俞平伯先生看来，创作诗歌的过程是由内及外的，而诵习的过程是由外而内的。简单来说，就是作者怎么写，读者就怎么看。奈何由于年代久远，古今汉字不通，且有时我们无法了解当时作者所创作的诗歌背景和意图，因此，还是需要通过特别的学习才能深入地看懂古代诗词。
而每当这时，像《槐屋古诗说》这样的诗词赏析就显得尤为难得了。它是一本介绍秦汉魏六朝的诗选，其内容先是通过介绍诗歌的特点，然后将笔墨着重于我国最早的诗集《诗经》、屈原《离骚》与巫鬼文化结晶的《九歌》以及极具特色的汉代《乐府诗》，并通过细致的解读，让读者可以更为透彻的了解它们。
在《诗经.周南.卷耳》中，我们可以看到一首诗歌中居然出现了七个“我”字，而若是不加以分析，恐怕很难知道其所指的到底是谁。不过，这可难不倒本书的作者俞平伯先生。他指出，这首诗词完全可以作为民间恋歌来读，诗词第一章写思妇，二至四章则写征夫，都是直写，且经过虚实结合更能感受到那深藏心中的怀念与相思。
从表面上看，屈原的《离骚》和以巫鬼文化为特色的《九歌》似乎完全不同，可是仔细来看，它们之间虽然主体不同，篇章整散相异，但实际上写作手法基本没什么两样。比如，《山鬼》上半部还是《九歌》的一般写法，到了中部渐渐转变，以至于后半部活脱脱像《离骚》《九章》了。
汉代乐府诗，多多少少都是用来表达人民疾苦的，其中古诗十九首更是朗朗上口，像《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楼》《迢迢牵牛星》《客从远方来》等，吟诵起来总是别有一番滋味的。
当然，诗词之路，贵在自我品鉴，再好的师父也只起到入门的作用。若是真的喜爱古诗词，还是要多读为上，久了自然味道也就出来了。
《槐屋古诗说》读后感(三)：大师带我品古诗
红学家俞平伯是诗词研究的大家，他一生著作颇丰，关是以“槐”为名的就有《槐屋古诗说》、《古槐梦遇》等，据说，俞平伯曾致叶圣陶信中云:"弟本有编成‘三槐'之意,即《古槐梦遇》,《槐屋梦寻》,《槐痕》是也。但彼‘二槐'差得尚多,不知何时始可成书,是以拟先以《古槐》问世,俟‘二槐'成后,合出一书,日《三槐》,而分为三辑。"至于《槐屋古诗说》是不是也在他编的“三槐”之中，我不得而知。
但是能读到俞平伯大家的作品，是我的荣幸。听说他以“槐屋”来命名他的著作，是因为他居住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所以他称自己的书房为”古槐书屋”，于是有了这一系列以“槐”冠名的作品。但是也有人说他院子里那棵并不是槐树，而是榆树，这是题外话，先入为主，人们还是按俞老的自称，不必去深究到底是什么树。
俞平伯是“新红学”的开拓者之一，他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和具有高尚情操的知识分子，他提倡“诗的平民化”。在《槐屋古诗说》他对《诗经》、《离骚》（《楚辞》的代表）、乐府里的古诗进行了赏析解读，分诗骚、乐府两编，诗骚是诗歌的源头，开启了中华民族诗歌兴盛的局面，诗经是群体创作的诗集，而离骚是屈原的个人作品，是楚辞最杰出的著作，二者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乐府诗是带有音乐性的诗体，相较诗经、楚辞，乐府诗更活泼自由，它在中国古诗词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它是民间创作，是非主流的存在。
俞老在《槐屋古诗说》一书中深入浅出地从剖析诗经、楚辞、乐府代表诗的诗境，话语精到，入木三分，俞老的解读让我们不仅知道了那些古诗的内涵、意境，还让我们明白“于诗文以外别求诗意之谬误”，与那些用冗长而不关痛痒的话赏析之作大有区别。
古道阴阴槐树老，俞老槐屋之中研究非常深刻。能通过此书触摸先人手泽，虽不敢说有顿悟之开窍，但是读后总是醍醐灌顶，有所启发。就说乐府诗《孔雀东南飞》这篇，俞平伯老先生对它的解读从多处考证，仔细分析，认为其序是后人附益的，就连“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题目也是后来加上的，因为古人做诗肯定不会自称“古诗”，俞老的解读细致入微，那些极易被后人所忽略的蛛丝马迹，俞老这位大家都能一一发现，并客观阐述。谈《孔雀东南飞》他不是在拖沓地讲诗中故事讲什么，如果是那样实在就太平庸了，俞老通过这诗谈的是古诗的技巧：起兴、剪裁之妙、说写实、文章修饰等，逐一剖判，按俞老这引导我们也可去引申、联想，对这些古诗有更通透的理解。
《槐屋古诗说》读后感(四)：跟着大师学古诗
俞平伯（1900--1990），诗人，散文家，学者。原名铭衡，字平伯。原籍浙江德清，生于苏州。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1919年毕业后，先在江浙一带教书，1924年起定居北京，执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50年代后，长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他在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文学运动，是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成员。最初以写诗为主，有诗集《冬夜》《西还》《忆》等，大多是写景抒情之作，以清新婉曲见长。后来致力于散文创作，抒情写景，情思飘忽，文笔委婉，情理交融，追随明代人小品文，与周作人的文风颇为相似，都属于学者型散文，饶有风致。他有意与周作人的文风较为接近。他长期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红楼梦辨》《论诗词曲杂著》等。
最初接触俞平伯的文章，是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在文章中，随处可见俞老谙熟古典小说词曲的深厚功力。他把带有古典韵味的用词融汇在一起，不仅不显得突兀或错杂，反而使得文章充满了生机，极具风采。
俞平伯家学渊源，是清代朴学大师俞樾曾孙，其父俞陛云的《诗境浅说》《唐五代两宋词选释》都是课孙的启蒙读物，“颇有家法”，流传甚广。俞平伯亦是古典诗词鉴赏大家，他的诗词赏析特别注重结构把握、音象分析和意境挖掘。
他在《清真词释》序中说：“就诗本身言， 是拒绝任何解释的。假如不拒绝一切外在的表诠， 则失其粹然完整， 诗之所以为诗。就作者的心情说，当时之感，假如可以有另一种较容易通显的表现，他又何必舍易取难，自讨苦吃呢？故较真地说，诗不能讲， 所讲非诗，一切的讲， 比方而已，形容而已，假不代真，无可疑者。”
真知灼见！
那应该怎么来学习古典诗词呢？俞老也给出了答案：自学之法，当明作意。诚如叶嘉莹所说：“创作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思想，由联想而化为具体之意象，欣赏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作品中所表现的具体之意象，由联想而化成为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与思想。”
《槐屋古诗说》主要收录了俞老对于先秦两汉魏晋诗歌的讨论和品鉴文章，他谈《诗经》《楚辞》《羽林郎》《孔雀东南飞》和“古诗十九首”，层层剖析，有理有据，逐一考据，虽然不易读，但静下心来，细细研读，却会收获很多。比如，俞老对《周南·卷耳》一诗中七个“我”字的解释：思妇、征人、征人，他能跳出前人的窠臼，提出独到的见解，让人大为敬佩。
合上此书，不由感叹，原来诗中有深意，俞老是在教我们读诗，不能只看表层的意思，而应透过一层往里钻，去体会诗的美妙境界。
《槐屋古诗说》读后感(五)：俞平伯的唐前诗世界
本集主要收录了诗词研究大家俞平伯先生对于先秦两汉魏晋诗歌的讨论和品鉴文章。主要分为两编，上编诗骚，谈的是《诗经》和《楚辞》，主体是谈《诗经》的《读诗札记》曾在1934年8月由北京人文书店单行出版；下编乐府，谈的是《羽林郎》《孔雀东南飞》和“古诗十九首”，主体是谈“古诗十九首”的《葺芷缭衡室古诗札记》，本属于1935年4月为叶圣陶的《中学生》杂志作的随笔。可见，本集主要体现了俞平伯早期的诗词观点，虽然今天读者读来有些难，但在才富学博的俞平伯看来，是启蒙的。他所讲解的也的确是古诗的精华。
今天诗歌小热。其实很多人谈诗歌，基本上都是唐诗宋词。关于唐诗宋词的鉴赏文章，实在太多了，我们有意无意忽视了唐前诗歌的成就，此即本集编选的初衷之一：为读者补一下先秦汉魏六朝诗。
俞平伯家学渊源，其父亲俞陛云的《诗境浅说》《唐五代两宋词选释》都是课孙的启蒙读物，“颇有家法”，流传甚广。俞平伯亦是古典诗词鉴赏大家。我们谈俞平伯的诗词见解，也大多依据其《唐宋词选释》《读词偶得》《清真词释》，以及散在各类鉴赏辞典或文集中的赏析文字，似乎忽视了他早期对唐前古诗的研究。唐前古诗的确比较难，所以俞平伯多是从字词入手，综合众多前贤意见，对于关键词仔细考辨，先求诗歌本义；然后引导读者通过引申或联想，揆情度理，以意逆志，对诗做一个通达的理解。所以他又说，“说诗不宜过细”。
他后来在《清真词释》序中还说：“就诗本身言, 是拒绝任何解释的。假如不拒绝一切外在的表诠, 则失其粹然完整, 诗之所以为诗。就作者的心情说,当时之感,假如可以有另一种较容易通显的表现,他又何必舍易取难，自讨苦吃呢？故较真的说, 诗不能讲, 所讲非诗, 一切的讲, 比方而已, 形容而已, 假不代真，无可疑者。”所以俞平伯的诗词赏析特别注重结构把握、音象分析和意境挖掘。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对相近文章稍作综合和归并，使得看起来统序更清晰；同时收录了比较繁难的《古诗〈明月皎夜光〉辨》，主要是为了让读者见识老一辈学人的功夫和治学风范。《略谈诗词的欣赏》很重要，也很易懂，本集选来作为代序，给大家一把钥匙，以领悟俞平伯的诗词鉴赏方法。为了读者掌握好进入诗歌的路径，本集还附录一篇《古诗辞例举隅》。谨希望本集对于我们进入俞平伯的诗词鉴赏，进入唐前诗歌世界都提供一个好的读本。
希望读者万毋因本书稍难而畏读之，关于唐前诗歌鉴赏我们难得有一个这么好的津梁；相信读者啃下这本书，再回看唐诗宋词就更为顺流而下了。
2018年8月21日
《槐屋古诗说》读后感(六)：古诗之美，导读之光
俞平伯老先生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这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那是另一个时代的人了。只是这本《槐屋古诗说》（上编首版1934年下编出版于1935年前后），历经近百年的时光，却没有时代的痕迹。
讲诗歌，大概正如俞平伯老先生所言，拒绝任何解释。
拒绝任何解释的诗歌，就是可以拥有各种合理的解释。
而这解释并不要求千篇一律，千人一面。
所以，《槐屋古诗说》不是我们想要的一般意义上的解读，老先生的侧重面是结构、音象以及意境。本书上编谈的是《诗经》和《楚辞》，下编谈的是《羽林郎》《孔雀东南飞》和“古诗十九首”，上个时代的文人谈更早时代的古诗，在今天这个诗歌情怀近乎绝迹的社会里，读起来不但难，读不懂不说，最重要的是，这有用吗？
正因为如此，能够欣赏俞平伯老先生的导读之光的，才是欣赏古诗之美的读者。读俞平伯《唐宋词选释》等，也曾经读到老先生经常说到的“创作的过程是由内及外，诵习的过程由外而内”，上窥古人之心，绝非易事。一来一去的过程，其实正是说明，诵读古诗和写作古诗，是欣赏古诗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在读古诗时，老先生推崇吟诵，即朗诵、吟哦。所谓“声入心通”。长言、嗟叹、永歌，皆是声音。诗言志，歌永言。诗与声音有关，正如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空里传神”的“吟诵”，可深刻体悟词美的“味道”。
探讨古诗音律美，是这本书导读的一个特色，另一个就是意境美。俞平伯曾经说过：朦胧的诗句多半是极空灵自然的，虽然平常喜欢堆砌雕琢的诗人，也会有与平素作风相反的作物露出来”，并进一步指出“朦胧是成诗的一条捷径，意识好比一条沟，目不及瞬，它已一跳而过，诞登彼岸了。这倒是是后世朦胧诗歌的先驱了，叶嘉莹的解读更为明晰：创作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讲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思想，由联想而化成为具体之意象——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具体的意象”理解为文字，欣赏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作品中所变现的具体之意象，由联想而化成为自己抽象之感觉、感情与思想。这二者的循环往复，首尾相接，要的是作者的心境，当时的意境，也要的是读者的心境，以及在文字中穿梭回到历史时刻的意境，其中妙不可言，自然也是俞老先生发挥的空间。
读这本书，也并非需要一气呵成读完，有时间和心情，拿出其中一篇或者几篇细细读，读这样的书，毫无疑问，是要精读的。；略读没有意义，走马观花，自然是更看不出导读这些古诗的美感来。
俞先生因为和胡适的关系，曾经在某个年代被苛责。读这本书的时候看到“适之来信……”有些感慨。虽谈诗没有涉及到红学，但是也不由得想到老先生和胡适先生做的红学研究一面。那个年代的学者，做文、做人，都有风骨在其中，字里行间，可见学者的社会与历史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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