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红楼梦》读后感10篇

　　《史诗《红楼梦》》是一本由何其芳 著 / 王叔晖 图 / 蒙 木 编著作，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8.00元，页数：254，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史诗《红楼梦》》读后感(一)：“两个何其芳”的较力

　　《红楼梦》是一部“迷之著作”，作者身世至今无定说，结局原文佚失，正是这样的“迷之美”让红楼梦研究者众多。从早期索隐派到后来的考证派，蔡元培的《红楼梦索隐》，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等，研究著作层出不穷。何其芳的《史诗红楼梦》当仁不让也成为红楼梦研究中永载史册的重要成果之一。

　　何其芳，新月派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经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身上的“红色”鲜明。1949后放弃了文学创作，何其芳以文学批评、红楼梦研究为主，同时兼任诸多官方协会或组织的领导职位，他身上的红色可谓浓墨重彩。

　　《史诗红楼梦》中所选的文章集中在20世纪50-60年代，以今人的立场来看，何其芳关于观点和解读今日看来已经毫不新鲜。值得注意的是发表时间，和其后的政治背景。蒙木在《史诗红楼梦》的序言中提纲挈领地道出了何其芳写作《论〈红楼梦〉》的写作背景——胡适极其弟子俞平伯的批判时期。即使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何其芳依旧不脱诗人本色，直点出人类对真善美追求的本能，人们喜欢《红楼梦》是因为，“不能满足于只是见到黑暗和丑恶、庸俗和污秽，总是殷切地期待着有一些优美动人的东西出现”。

　　学界历来以“两个何其芳”来讲何其芳的转变根据时代分为两个阶段：“前期何其芳”与“后期何其芳”或“文学何其芳”与“政治何其芳”，对此评价何本人对此并不认可。这三篇红楼梦的研究文章倒是隐晦地现出了何其芳的变化：一个人即使由于时代所限，也难以与内在的真正自我完全割裂。世界并非非黑即白，何其芳也并非全部政治或文学，就像是两条纠缠着较力的巨蟒，文学和政治成为何其芳内心的缠斗，此消彼掌。他在1956年自己的散文集中感叹：“当我的生活或我的思想在发生了大的变化，而且是一种向前迈进的时候，我写的所谓散文或杂文都好像在艺术上并没有进步，而且有时甚至还有退步的样子。”

　　通过《史诗红楼梦》的文章也可以看出，何其芳内心的政治大蟒渐渐占了上风，文学之蟒退避三舍。他在以大篇幅论证“市民说”、“农民说”等从阶级立场出发观点的错误性，但自己一样难以摆脱其时的思维方式。当文学评论上升到以阶级分析为靶心，一切文艺美学就不复存在，只看谁距离靶心更近而已。

　　《史诗《红楼梦》》读后感(二)：精道红学评述

　　提起《红楼梦》，就有千人千面说之而不尽之感，《红楼梦》已自成红学，值得社会各方面学科的爱好者深入挖掘其中的内涵。上个世纪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现代诗人何其芳也不例外，他被《红楼梦》深深吸引，并著有《史诗<红楼梦>》一书。

　　在此书中，何其芳深入分析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精华，对其中人物给予了精辟的分析和论断，针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些《红楼梦》思潮要点问题也做出了个人的解读。这些解析之作，如今看来，仍具有非凡意义。何其芳的观点，是对整个封建王朝生活图景的分析与研究，这种研究不会过时，不会断章取义，完全站在情境之理上加以点析。对何其芳来说，做学问就是要有理有据，就是要有周密的了解和掌握，就是要在尽量透彻了解的基础上做慎重的研究，可以说，何其芳在前人基础上不断探索和建树，在学术理论上有着治学严谨的终生追求，而这一学术精神也非常值得时人学习。

　　作为“汉园三诗人”的何其芳，诗情盎然，所以在对《红楼梦》的分析中，也着重对《红楼梦》中的词曲作出细致的点评。比如作者指出：虽然曹雪芹并没有把这个悲剧写完，但在《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所听见的“红楼梦”十二支曲里就告诉我们：这个爱情故事的结局将是不幸的。又说，“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悲剧是双重的悲剧。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所不能容许的爱情悲剧和封建统治阶级所不能容许的叛逆的悲剧。”这种双重悲剧，意义更为深远。

　　除了“双重悲剧”说，在《史诗<红楼梦>》中何其芳还提出了一些非常有远见的观点，比如“典型共名”说、“爱情主线”说、“传统”说以及“叛逆”说等”，这些观点在现在看来或许已是讨论得太多，以至于有点司空见惯的事，然而在上个世纪却还是相当先锋前沿的说法。何其芳在1955年组建了新中国第一个“《红楼梦》研究组”。1956年发表了在“红学”研究方面的代表作《论红楼梦》，后来节选作为人民文学社1959年出版版本的《红楼梦》的序言。可以说，何其芳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红学评述方面的重磅代表人物之一。

　　他以诗人的敏感，对《红楼梦》人物的精细解读，将美学、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等综合起来赏析的治学方法也给后人做出了一个光辉的典范。在那个特殊时代里，何其芳以自身的才情学识、严谨客观的治学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嬴得后人的尊崇。一部《红楼梦》当之无愧的史诗大作，一部《史诗<红楼梦>》也必然是文学殿堂中值得尊敬的文学遗产之一。

　　《史诗《红楼梦》》读后感(三)：精细评价 艺术赏析

　　《红楼梦》就一部，但是天下评说《红楼梦》的文章和书却是不计其数。《史诗<红楼梦>》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它是一位学生在既要保护老师又必须对老师研读的红楼梦观点进行批判的红学研究作品。这位学生就是本书的作者何其芳，他是一位文学评论家，看他的生平简历，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一生是由新月派（新格律诗派）诗人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蜕变。而他的老师，则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俞平伯。

　　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部《红楼梦》，同样一部经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俞平伯是大家，但是他也有无法避免的个人观点体现在他的研读之中，再鉴于不同的历史政治主流思想的引导，势必会影响红学家们对《红楼梦》这部巨著的研究。何其芳在对红学的研究中，不仅对《红楼梦》作了全面的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还对其中的一些主要人物进行了精准的评价，还有以往红学研究，包括他的老师俞平伯的红学解读中的一系列疑问，经过缜密的研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通过《史诗<红楼梦>》，我们得以鉴赏他在红学研究中的造诣。我感触颇深的是他对《红楼梦》中一些主要人物的评价。打小我也读过和看过《红楼梦》，对《红楼梦》的人物也有些自己的见解。何老对红楼里几位人物的评价深得人心，他说探春是一个精明有才干的女子，可惜生在了那个封建社会，而且他自己头脑里的封建思想也比较浓厚，对等级很看重，“如果她生在合理的社会，她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是可以做出许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的。”

　　《红楼梦》里的十二金钗多以悲剧收场，那是那个社会和家族酿的苦果，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她们多是才情满溢的女子，或温柔婉约，或精明能干，均不失自己的个性，鲜明的人物性格，通过细节的描写、人物的对话、人物为人处世的方式，甚至于她们写的诗词中表现出她们的与众不同。

　　除了评论人物，何老在此书中重点阐述《红楼梦》的艺术价值，我觉是他的分析对于青少年语言学习、练习写作都是有参考意义的。虽然他不是事无巨细地分析结构、分析写作方式，但是他结合《红楼梦》的原文评价曹公著作的精彩之处。他说这《红楼梦》里把生活写得逼真和生动，是充满生活的兴味的。巨作里那些么日常生活的小事情一件件地串起来，前有伏笔，后有呼应，承前启后，都是那么地自然，曹公是“大家”，能写出这令世人无比赞叹的著作，而何老亦是“大家”，只有“大家”才会更懂“大家”，并且读懂“大家”的作品，将它更细腻更精彩地呈现给我们，以助我们更透彻地读懂它。

　　《史诗《红楼梦》》读后感(四)：感受何其芳有理有据的学术追求和个性独具的诗人气质

　　按创作时间来排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四大名著。其中，章回体长篇小说《红楼梦》又名为《石头记》，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故事为中心来进行讲述，堪称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一般公认，《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原著，后四十回系高鹗续作。《红楼梦》自成书至今不但受到广泛关注，甚至还形成了一门学问——红学，可想而知它的内涵之丰富深远。

　　“红学”之形成，一般公认以胡适、俞平伯的深入研究为肇始，当然最早也不妨追溯到“脂砚斋”的评本。但没有想到的是，诗人何其芳也曾经对《红楼梦》有相当深入和到位的研究。何其芳是俞平伯的学生，由于师生关系以及解放后的工作关系，他对《红楼梦》进行了研究，1956年下半年完成了《论<红楼梦>》。这篇文章的产生虽然有其形势需要，但也足可以看出，作为一名严肃认真的研究者，何其芳已经是尽可能地站在了客观、公正、专业的角度，既需要完成对胡适、俞平伯“红学”思想和见解的某种批评，又没有唯形势论，而是一再强调要给予“健全的认真的学术批评”，不主张用“吓唬人的话来阻塞批评”。其后，何其芳因其“红学”观点受到批判。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总体而言，何其芳对《红楼梦》的种种看法、观点还是相当公允的，大体上值得肯定——只是需要把一些受形势影响的部分话语去除即可——如今的所谓“红学”家，其成就很难说就能够超越何其芳。

　　“大家小书”系列之一的《史诗<红楼梦>》一书，收录了何其芳的《论<红楼梦>》《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曹雪芹的贡献》三篇文章。《论<红楼梦>》强调《红楼梦》的主线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并对《红楼梦》的价值进行了肯定：“《红楼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的百科全书……完成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总批判的任务的，它里面的热烈的爱和憎像火种一样在读者心中点燃了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对幸福自由的生活的追求。”《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延续和坚持了《论<红楼梦>》的基本观点，在分析贾宝玉、林黛玉性格的形成作出了更有意味的分析，并提倡读者必须要“熟悉中国的古典作品和外国的第一、二流的作品”。《曹雪芹的贡献》则对《红楼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了更为深刻的剖析。

　　诗人的气质和对原则的坚持，虽然使得何其芳在那个特殊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历史必将对什么是正确、什么是谬误作出其应有的判断。今天反过来再读何其芳关于《红楼梦》的这三篇文章，仍能够感受到何其芳有理有据的学术追求和个性独具的诗人气质——而关于“有理有据的学术追求”这一点，正是每个人一生都应该努力去坚持的可贵品质，也应该是最有价值最有收获的部分。

　　《史诗《红楼梦》》读后感(五)：何其芳：以诗人之心看《红楼梦》

　　在《温情的批判与诗意的开掘——读何其芳的<红楼梦>研究》中，蒙木老师写道：“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何其芳必将因为《论<红楼梦>》而不朽”，同时称赞“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显示了一个批评家独特的个人风格，不仅有理论的深度，还有体验的深度，行文行云流水”。作为《史诗<红楼梦>》的前言，蒙木老师这篇文章给读者介绍并梳理了何其芳在《红楼梦》研究上的经历和成就，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何其芳的研究文章。

　　《史诗<红楼梦>》选编了何其芳的三篇文章对《红楼梦》的研究文章。第一篇就是在特殊年代让何其芳广受批判的《论<红楼梦>》。何其芳是一位诗人、文学评论家，他首先关注和感受的是文学作品的诗意美，在评论《红楼梦》时尤其如此。他对《红楼梦》的喜爱同样溢于言表。这些在读《史诗<红楼梦>》的过程中能时刻感受到。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有目共睹。何其芳用绘画上的皴染手法来比喻曹雪芹的创作手法，先简要介绍，再反复多次补充，如同断断续续地皴染。何其芳评价这种手法让《红楼梦》具有了一种“近于油画似的色彩”。

　　他分析并称赞《红楼梦》对生活细节和大事件的生动描写和节奏把控，以及对众多典型人物的塑造。在何其芳看来，《红楼梦》最突出的成就是，“它像生活和自然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且浑然天成”。我觉得这句评语可以看作是对世情小说的最高褒奖。能把规模庞大、结构复杂的小说写得自然流畅、逻辑严密、“浑然天成”，应该是所有小说创作者的终极目标吧。

　　在研究《红楼梦》之前，何其芳对文学的研究内容，先是屈原、而后宋玉，再后是《诗经》。这些内容应该深刻影响和培养了他对诗的追求。因而，他对文学作品中含有“诗的光辉”的要求尤其严格，他甚至认为，“一个作品没有诗，几乎就是没有深刻的内容的同义词”。这是他诗人的个性使然。

　　评论《红楼梦》，少不得又要跟《金瓶梅》作比较。显然，何其芳钟爱《红楼梦》而批评《金瓶梅》，因为《红楼梦》在残酷的现实之上表现出更多美好，用何其芳的话说，是“放射着诗的光辉”。他不喜欢《金瓶梅》，也正因为《金瓶梅》中描述的黑暗有余却缺少善良美好的闪光点。

　　他能有如此比较也很自然。从诗人的角度出发，他一定希望或者说要求从文学作品中看到诗意的美。如果换做萨孟武，必然会专心于分析小说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思想；而田晓菲则深感于《金瓶梅》中的慈悲胸怀尤偏爱之。不同人的关注点不同，解读自然也是多角度。总能引发很多角度的不同评论，也正是优秀作品的成功之处。

　　矛盾的是，在一部分内容里，何其芳对《红楼梦》的研究很纯粹，他的分析总是贴着文字本身。他反对牵强附会、过分臆想的“索隐”，就像他反对一些人总是用名人的话来证明自己的结论一样。他举出三个理由，一，名人的话未必正确，二，名人的话未必适合当前问题，三，对名人话语的理解未必正确。时至今日，他这段话仍然有理有据、简短有力。

　　但是在另一部分内容里，他又会不断地谈一些阶级角度出发的言论，读起来让人乏味。这些特殊时代的印记，让人更加惋惜。

　　如今，对比对《红楼梦》的各种解读，何其芳的解读已经不觉得新鲜了。但是，他对《红楼梦》文本的分析，始终还是禁得住时间考验的，也值得《红楼梦》爱好者和文学爱好者学习。

　　2019.06.13雾凇

　　《史诗《红楼梦》》读后感(六)：再品红楼，方成史诗

　　许多人说：《红楼梦》是可以读一辈子的书。因为我们不止是在读书，我们在阅读自己的一生。 年少时，书中大多内容未免晦涩难懂，最感兴趣的是宝玉和女眷们玩乐的情形。这种官宦富贵人家日常无事就是赏花吃酒作诗，美食自然少不了。看这些让读者们“垂涎三尺”的描述：刘姥姥进大观园时，你看他们吃的茄子，竟用十来种配料制作，用刘姥姥的话来说：“我的佛祖！倒得十来只鸡来配他！”我们来看点心，藕粉桂糖糕、松穰鹅油卷、螃蟹饺子、小面果子等，玲珑剔透、作的小巧、不显堆盘，什么意思呢，就是点心很精致特别好看，半盘子还不够刘姥姥塞一口的意思。再看宝玉过生日时，丫鬟们凑钱给他办的席子（大晚上开茶话会那种），是这么描述的：“那四十个碟子……里面不过是山南海北，中原外国，或干或鲜，或水或陆，天下所有的酒馔果菜。”这样的文字怎能不勾引读者的味蕾，就是衣食无忧的今天，也足够我们想象的了。 稍长了几岁后，能捋清看懂部分人物故事关系了，于是乎发现比美食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人物刻画。贾府上下人口众多，其中又以女性描写为主，读书过程中人们会有意无意喜欢其中某个角色，或喜欢人物设定，或喜欢其对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性。如金陵十二钗中，林语堂最喜欢的是探春。探春聪明大器，极力摆脱母亲赵姨娘卑微的出身牵连，努力创造自己的生命格局，代理王熙凤打理家务时，公正不徇私，兴利除弊，有条不紊，精明干练。林语堂深受欧洲启蒙运动影响，重视个人存在的自由意志，重视个人突破环境限制的解放能力，自然最喜欢探春。 有人喜欢宝钗待人圆滑，处世中庸；有人喜欢湘云不拘小节，直率天真；但全书最闪耀的女子一定是王熙凤无疑。自林黛玉初入贾府，王熙凤便是浓墨重彩，宛若神仙妃子般出场，他虽未读书识字，却机关算尽太聪明。她的自信源于王家巨大的财富和叔叔王子腾的位高权重。她圆滑练达，善于察言观色，阿谀奉承，所到之处均能哄得长辈小辈欢心；她尖酸刻薄，跟丈夫贾琏拌嘴时说她们王家的地缝随便扫扫都够贾家过一辈子；她心狠手辣，设套逼死情迷于她的贾瑞（这一段说实话贾瑞就是自作自受），置死与其争宠的尤二姐，逼死张华父子；她打算盘分斤拨两放高利贷，处乱不惊，明断务实打点贾府上下三百多人大小事务。当时社会对女子的道德审美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认为女性应该是收敛含蓄淡雅的，但凤姐是闪烁的，表现的完全是现代职场女强人的范儿。这样的人自然是光芒四射叱咤风云的，但也是危险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凤姐的结局极其悲惨，抄家，病死（也有版本说被贾琏休回金陵的），女儿差点被卖。 贾府的败落在书中有许多伏笔，作者就是故意让读者知道这个家族是如何没落的。有一处贾母和女眷们去清虚观祈福，卜了《白蛇记》、《满床芴》、《南柯梦》三本戏，分别对应白手起家，家族鼎盛，过眼云烟，贾母开始饶有兴趣想知道演的什么，后来不再说话，已经预知了大家大族的没落之势。 这个钟鸣鼎食之家其实已经内囊却尽了，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直在吃力维持表面堂皇而已。 我们来看看贾府的男人是如何作为不作为的。贾赦和贾珍是典型的借赖着祖父虚名的纨绔子弟。贾赦世袭官爵却荒淫无德，强取豪夺，为得到石呆子的古扇不惜勾结贾雨村弄得石呆子家破人亡；骄奢淫逸，一把年纪，都妻妾成群了还要变法子讨小老婆；贪污纳贿，交通外官，依势凌弱，典型的有忝祖德。 贾珍，宁国府长子长孙，家族族长，袭三品威烈将军，地位显赫无人能管，人品极差。可以发现书中关于牲口家禽描述之类的话语往往都与贾珍有关，表面交代他管理家中事务，暗则写这个人俗，老把他跟禽兽放一起。贾珍的男女关系混乱，逼奸儿媳秦可卿，在父丧期又与尤氏姐妹暧昧有染。行事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本身上梁不正批评儿子贾蓉时却假正经。 贾府不是没有正派男丁，贾政为人端方正直，谦恭厚道，妹夫林如海更称其有荣国公遗风。他想做好官，也有政绩，但面对外甥薛蟠打死人，他也会徇私枉法，他宽柔待下以致手下横行不法公然纳贿，陷他于官司中。他孝顺父母，严管子女，在威严的父权主义下，他们是有距离的，宝玉最后俗缘尽向贾政拜谢养育之恩时，都是在旷野上远远地拜。在亲情上，不管是元春入宫，宝玉缘尽，还是探春远嫁，贾政都是孤独而无能的。 三春过后诸芳尽，一个大家族以摧枯拉朽的速度没落，除了个人兴叹却是无力回天。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史诗《红楼梦》》读后感(七)：蒙木：何其芳，被《红楼梦》改变了的人生际遇

史诗《红楼梦》

　　何其芳 著 王叔晖 图 蒙木 编 北京出版社 2019年6月第一版

　　胡适、俞平伯研究红楼，负有盛名，且是开山之功，但他们并不认为《红楼梦》是多么伟大的文学作品。其后在北大说红楼的主要是吴组缃（1908—1994）和何其芳（1912—1977），他们都不是以红学家名世的，但他们两位的研究比其他红学家更有学理，他们把《红楼梦》放在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的大背景上，从小说构思和人物塑造方面揭示《红楼梦》为什么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是世界文学的珍品。1956年北大邀请吴组缃和何其芳两位先生同时开《红楼梦》研究的选修讲座课程，据北大54级学长张玲老师回忆，两位先生观点相对，的确一时瑜亮，很有从弟子各半的意思。这种打擂式的热闹让当时无数北大学子为之神往。刘勇强教授说吴先生亲口告诉他：何先生是诗人，有浪漫主义情怀；他自己则是小说家，不认为小说家构思小说会有无缘无故的情节，特别究心曹雪芹为什么会这样写《红楼梦》。他们都注重人物塑造，但何先生在诗的眼光下觉得还是好人多，尤其像薛宝钗；而吴先生则认为薛宝钗特别坏。 也就是1956年下半年，何其芳完成了《论〈红楼梦〉》。

何其芳

　　我们注意到1954年3月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发表；9月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发表于山东大学《文史哲》，后又在《文艺报》转载；江青推荐《人民日报》予以转载，邓拓商请周扬、何其芳等人讨论，周扬认为该文“很粗糙”，何其芳评价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10月10日，李希凡、蓝翎又写了《评〈红楼梦研究〉》在《光明日报》发表。10月16日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的结尾说：“《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何其芳会上批评李、蓝的两篇文章不过是在讲“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他说：

看李、蓝二位的文章后，我觉得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批评俞先生的著作这一基本精神我是赞成的，觉得他们的文章抓住了俞先生的许多错误看法，抓住了基本问题。但我当时对他们的两篇文章中的个别论点还有一些怀疑，并且觉得他们引用俞先生的文章有时不照顾全文的意思，有些小缺点。

　　10月27日，陆定一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还汇报了近期中宣部组织批判胡适的计划。他说：

计划在最短时间内协同《人民日报》组织若干篇文章（正在写的有何其芳、张天翼等），以进一步批判俞平伯的错误观点。

　　何其芳正在写的就是《没有批评就不能前进》，这篇文章批评俞平伯陷入了繁琐的考据，当然他最成问题的地方是：

俞平伯先生过去用‘自传说’来抹杀了《红楼梦》的价值，现在的‘色空说’和‘微言大义说’却实际上仍然是否定了这部作品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巨大成就的。

　　他在文章中正面提出：

《红楼梦》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生活的百科全书……完成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总批判的任务的，它里面热烈的爱和憎像火种一样在读者心中点燃了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对幸福自由的生活的追求。

　　最后他强调研究古典文学作品要在占有材料、辨别材料、整理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作品的思想和艺术；研究不能只限于考察作者的身世和作品的版本，还必须研究社会的情况、政治的情况和文化思想的情况。 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郭沫若发表了《三点建议》，说：

这一次的讨论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是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是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

　　该讲话原题《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在报送毛泽东时，毛泽东认为：

郭老讲稿很好，有一点小的修改，请郭老斟酌。‘思想斗争的文化动员’这个题目不很醒目，请商郭老是否可以换一个。

　　1954年12月2日下午1时，周扬邀请茅盾、邓拓、胡绳、何其芳等人，在郭沫若住处开了一个小会，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胡适批判问题的指示。同日下午3时，又在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科学院院部与作家协会主席团的联席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称为“中国科学院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的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会后，正式成立胡适思想批判委员会。周扬再次就关于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向毛泽东报告。报告说，关于胡适批判成立这个小组，例如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召集人艾思奇；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召集人何其芳；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召集人聂绀驽。胡适思想批判，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造成了极大震撼。吴宓在他的日记中说：

此运动乃毛主席所指示发动，令全国风行，特选取《红楼梦》为题目，以俞平伯为典型，盖文学界、教育界中又一整风运动，又一次思想改造，自我检讨而已。

　　以上缕述对胡适思想的围剿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是为了交待《论〈红楼梦〉》的写作背景。何其芳躬逢其役，并深悉这个部署来自上层。我们由此理解何其芳写作的勇气。他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反对李希凡、蓝翎所谓曹雪芹“基本上是站在新兴的市民立场上来反封建的”,因而《红楼梦》反映了代表那时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市民说”），他也从学理上明确反对“农民说”，“农民说”认为《红楼梦》所反映的社会的根本矛盾和根本问题只能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他批评这种盖帽子的风气是牵强附会加上教条主义最后形成的“学术工作中的主观主义”，不克服这种主观主义，我们的学术水平就很难提高。 1957年何其芳在作协文学讲习所作了名为《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的演讲。他在该演讲中仍然延续和坚持了《论〈红楼梦〉》的基本观点，他最后提倡读者去熟悉中国的古典作品和外国的第一、二流作家的作品，“不然，我们的理论批评就会永远停留在几条原则上，遇到具体问题就无法解决”。 1958年9月《论“红楼梦”》作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刊（I）出版，这本书同时包括了何其芳对于屈原、吴敬梓《儒林外史》、李煜词和《琵琶记》的研究，他8月7日为该书写了序言，序言最后部分呼吁健全的认真的学术批评，不要用“作结论”“排斥和打击”“老一点的专家”以及其他用意在于吓唬人的话来阻塞批评。 1959年11月《论〈红楼梦〉》被节要压缩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二版《红楼梦》的代序。1962年何其芳和王昆仑一起奉文化部之命筹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并于8月份草拟《曹雪芹的贡献》一文提纲，10月吸收了胡乔木和周扬的意见，写成初稿，11月15日修改完毕，最后12月发表于《文学评论》第6期。1963年12月29日，时任中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何其芳应北大团委邀请，做了《红楼梦和正确对待文学遗产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作者有意避免人物的‘差不多’的。生活的描写更加细致，更加匀称，超过了其他任何一部古典小说；结构很复杂，但也很完整，浑然天成；情节发展很有波澜；语言的运用也有了很大进步。

　　他说《红楼梦》的伟大，

它的贡献就在于对上层社会的相当广泛、深刻的批判，就在于它可以说是集封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大成，由之可以认识封建社会的本质，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和贵族地主阶级是应该灭亡的《红楼梦》的民主主义思想就是一种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的思想。

　　他还是坚持说：

他只不过是反映了一些人民的观点和情绪，自己的部分观点有了变化，说他是代表农民或者代表市民都是不对的。”他强调《红楼梦》“从艺术上看，也是现实主义艺术发展的最高峰《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确是深刻的，人物写得又真实又复杂；但他里面没有革命斗争、革命人民、革命战士吧？

　　1966年“文革”伊始，何其芳被撤销职务，抄家批斗，因为《红楼梦》的研究问题他受到了反复的审问折磨，1968年何其芳被关进牛棚。1972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红楼梦》第三版第九次印刷，删掉了何其芳的“代序”。李希凡为《红楼梦》新版写了前言，前言将何其芳的“典型共名说”说成是“披着新的外衣”出现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反动观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该序言邮寄何其芳征求意见。何其芳9月14日致人民文学出版社近7000字的长信，对于李希凡的批评进行辩解。这封信，随后又被定性为“文艺界右倾翻案的代表作”，何其芳受到了更多的攻击和批判，这种批判被不断上纲上线，后来“梁效”将之说成为“鼓吹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搞永恒的爱的主题”的“修正主义红学”，统治了《红楼梦》研究领域十多年，还利用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演出了一场长达两年的复辟闹剧”。1977年何其芳因病逝世。 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何其芳必将因为《论〈红楼梦〉》而不朽。 在《论“红楼梦”》一书的序言中，他说自己1953年打算研究中国文学史，先研究屈原，接着宋玉，后来又研究《诗经》；随后《红楼梦》研究批判就开始了，紧接着是批判胡适和胡风的运动。

《论〈红楼梦〉》是我写议论文字以来准备最久、也写得最长的一篇。从阅读材料到写成论文，约有一年之久。……对《红楼梦》这样一部巨著，仅有一年而且实际上不过是四五个月研究和写论文的时间是不够的。……在《论〈红楼梦〉》里面，我也批评了从过去到现在的种种牵强附会的肯定派。但关于曹雪芹，我们却很难找到有关他的思想的新材料了。

　　这一篇文章改变了何其芳后半生的学术生命和人生际遇，他后来一再被批判的就是这部作品开头部分的“典型共名说”。 李希凡回忆：

我与何其芳同志在典型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的看法。起因还是发生在1956年，当时我作为《人民日报》文艺部的编辑，为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曾向何其芳同志约稿，何其芳同志写了《论〈阿Q〉》。我作为责任编辑看了何其芳同志的原稿，发现他对阿Q的分析以及所谓‘典型共名说’的论点，有人性论的倾向，因而在送小样时，曾提请何其芳同志注意。何其芳同志当然不会接受这种意见。其后，我写了一篇《典型新论质疑》，同何其芳同志讨论这个问题。何其芳同志当时并没有答复，而其在《论〈红楼梦〉》中继续发展了他的‘典型共名说’。

　　其实《论〈阿Q〉》一文和《论〈红楼梦〉》几乎是同时写作的，只是《论〈阿Q〉》作了特别明确的界定：

一个虚构人物，不仅活在书本上，而且流行在生活中，成为人们用来称呼某些人的共名，成为人们愿意仿效或不愿意仿效的榜样，这是作品中的人物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成功标志。

　　何其芳在1963年3月8日修改完成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序》中为回答李希凡等人的驳难，为“典型共名说”申辩：

这一类典型有这样一个标志：他们性格上的最突出的特点常常有很深刻的思想意义，这种思想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或一个短语来概括。

　　1963年12月他在北大作的《〈红楼梦〉和正确对待文学遗产问题》的报告中仍然说《红楼梦》：

它写的典型人物那样多，性格那样鲜明突出，让人记得住，或在人们的口头上，是了不起的。

　　“典型共名说”受到责难，首先是和毛泽东对《红楼梦》的政治评价并不一致，何其芳也没有接受苏共十九大马林科夫报告中的观点，马林科夫说：“典型问题经常是一个政治性问题。”今天看来，在那个高度强调阶级斗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年代，《论〈红楼梦〉》极为可贵地强调了回到《红楼梦》文本和曹雪芹的时代，探索小说的艺术价值。王水照回忆何其芳说：

他的具体工作方式主要是在原著上作眉批。他十分重视研读原著，重视把从原著中获得的直接感受和体会，及时准确地记录下来，然后加以整理、概括和连贯起来的思索。他不是把原著作为冷漠的解剖对象，而是去体验和认同其中活生生的形象世界。

　　据钟中文介绍，何其芳曾说：

阅读一两遍是欣赏式的阅读，写评论文章，评论者对被评论的作品起码要读三遍。

　　这种紧扣文本，将自己的体验融入作品的批评方式，至今仍然是发人深省的。 至于他被责难的超阶级的人性论倾向，何其芳也承认：“我这些老知识分子，哪能不受到人性论的一点影响呢？”（《臧克家回忆录》）今天我们可以公正地说，何其芳讲《红楼梦》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这个人性，当然可以是不同阶级阶层所共有的。 其实《论〈红楼梦〉》发表后，也引发了很多好评，《论“红楼梦”》一书出版后不久，1959年2月22日《光明日报》即发表了解叔平的“推荐《论“红楼梦”》”，文章说：

作者的语言的风格比较朴素，对问题的阐述也是深入浅出的，读来很有兴味。正由于作者曾经多年从事创作，对于创作的甘苦有着一些深刻的体会，就给论文集带来另一个优点：对作品的艺术分析比较细致和透辟。这在《论〈红楼梦〉》一文第第八节和第九节表现得最为充分和明显。像关于匠心和技巧、结构、日常生活的描写、重要的事件和波澜、人物典型性格在生活中的流行、‘诗的光辉’等等问题的分析，都能给一般读者以一些启发，有助于文学欣赏能力的提高。

　　何其芳是俞平伯先生的学生，很敬重俞平伯，也一再保护俞平伯，但这篇文章当然也必须对俞平伯的观点予以批评。不过，《论〈红楼梦〉》对俞平伯的批评纯粹限定在学术的范围内，他力图在胡适、俞平伯的版本考证文本细读和毛泽东的政治批评、李希凡的阶级批评之间走第三条的路线。因为何其芳要求文章必须要有逻辑性，引用的资料要经得起论证，所以他下笔非常谨慎，这也就是他获罪的缘由之一。且不说他和江青、陈伯达之间的恩怨，以及与周扬事件的牵连。 《论〈红楼梦〉》中强调《红楼梦》的主线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他在论述时对比了《西厢记》《牡丹亭》以及才子佳人小说，认为《红楼梦》描写的爱情是“建立在相互了解和思想的一致的基础上面”，所以“在描写爱情生活上开辟了一个新的世界”。这种对于爱情的颂扬，显然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很难吻合。 何其芳本意也未必如被批判的那样宣扬“恋爱至上主义”，他在后来的论述中都强调了《红楼梦》对于封建社会的批判意义。但他坚决反对所谓的“农民说”和“市民说”，反对古典文学研究中的庸俗社会学倾向。这是他广泛阅读，独立思考、追求逻辑的必然结果。 总而言之，何其芳先生是一个诗人，他说《红楼梦》是“一部用散文写成的伟大的史诗”，他还发挥说：

那些最能激动人的作品常常是不仅描写了残酷的现实，而且同时也放射着诗的光辉。那这种诗的光辉或者表现在作品中的正面的人物和行为上，或者是同某些人物和行为结合在一起的作者的理想的闪耀，或者来自从平凡而卑微的生活的深处发现了崇高的事物，或者就是从对于消极的否定的现象的深刻而热情的揭露中也可以透射出来……总之，这是生活中本来存在的东西。这也是文学艺术里面不可缺少的因素。……所以，我们说一个作品没有诗，几乎就是没有深刻的内容的同义语。

　　他用诗意的文字体贴《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和关于生活细节的描写。他对照《金瓶梅》，说《金瓶梅》所缺少的就是这种诗的光辉，理想的光辉，“尽管它描写得那样出色，那样生动，仍然不能不使读者感到闷气”。读《红楼梦》“感到的并不是悲观和空虚，并不是对于生活的信心的丧失，而是对于美好的事物的热爱和追求，而是希望、勇敢和青春的力量”。 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显示了一个批评家独特的个人风格，不仅有理论的深度，还有体验的深度，行文行云流水。今天谈起红学家，我们除了胡适、俞平伯，多数普通读者谈的是吴世昌、吴恩裕、周汝昌，乃至冯其庸、王蒙这些人，何其芳的红学成果有意无意被忽略了。因此，本书同时编选了1956年《论〈红楼梦〉》、1957年《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和1962年《曹雪芹的贡献》三篇文章。以便读者对何其芳的《红楼梦》研究有一个接近整体的估量。 《答关于〈红楼梦〉的一些问题》这篇报告在分析贾宝玉、林黛玉性格的形成做出了更有意味的分析，他说：“《红楼梦》是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社会生活的优良的文化传统的总结，也是对长期的封建社会的不合理的事物的总的批判。”《曹雪芹的贡献》则对《红楼梦》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作了更为深刻的剖析。我们阅读这三篇文章同时会感到何其芳不断加强了对《红楼梦》政治性的讨论。时势使然，但即便在不断政治化的批评与反批评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何其芳有理有据的学术追求和个性独具的诗人气质。

　　（本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