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三部曲》是一本由[美]赛珍珠著作，联合读创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平装 礼盒图书，本书定价：148.00（全三册），页数：113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大地三部曲》读后感(一)：异乡人眼中的乡土中国
异乡人书写原乡故事，很容易“水土不服”。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也不例外。以一系列中国故事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赛珍珠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说：“如果她都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应成为问题。”另一位诺奖得主福克纳的评论更为尖刻：“我情愿不拿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愿意同‘赛中国通夫人’为伍。”同样，中国文学界对这位闯入的异乡人也存在不小的争议。最脍炙人口的如鲁迅的评价：“中国的事情，总是中国人做来，才可以见真相。……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大地》最早的译者伍蠡甫在“译者序”中亦提出，《大地》所描绘的世界为人的本能所主宰，男人只知拥有土地，女人只是绝对服从，“这难道是中国的真实情况吗”？
美国主流文学界认为她借鉴中国传统小说白描式的写作风格缺乏技巧和深度，中国文学评论界的毁誉参半则主要来自于对本土社会文化的了解和认同。仅就《大地》而言，这部厚植于泥土的质朴作品，不但“画得了中国人的外形”，还“抓到了中国人一部分的灵魂”（赵家璧语）。
《大地：三部曲》中随处可见土地意象。主人公王龙家的“厨房和住屋一样用土坯盖成，土坯是用他们自己田里挖的土做的”，水缸是用土烧的，用过的洗澡水要浇进地里，王龙迎娶妻子阿兰过门的第一件事是到土地庙拜神，而这两尊小而严肃的神像，也是“由庙周围田里的泥土做的”。
只有靠土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在《大地：三部曲》中，赛珍珠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王龙的生命过程，这也是万千传统中国农民生生世世宿命轮回的缩影：“正是这块地，建成了他们的家，为他们提供食物，塑成了他们的神像。……从前某个时期，男男女女的尸体都埋在那里，当时还有房子，后来坍塌了，又变成了泥土。同样，他们的房子有一天也会变成泥土，他们的肉体也会埋进土里。在这块土地上，每个人都有轮到自己的时候。他们干着活，一起沿田垄移动，一起让田地结出果实，谁也不跟谁讲话。”
生于斯，长于斯，靠土地发家，也因离开土地衰败，最终归于尘土，王龙对土地的深沉眷恋发自本能，这种本能的眷恋联结着古老中国人“天人合一”的生命意识。《大地：三部曲》中展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土地不仅是以王龙为代表的传统农民可资利用的工具和求生手段，而是与人的生命构成了一种互为内在、相融共生的关系。
作为人生命内在的一部分，土地充实并完善着人性。离开土地则使人性趋于异化。在《大地：三部曲》中，王龙有两次被迫离开乡土、去往城市的经历。两次都是因为灾害。第一次是遭遇旱灾，王龙一家逃荒到南方的城市。第一次感受城市生活的王龙并未被工业缔造的现代文明“异质化”，唯一支撑他活下去的念头就是——“至少我还有土地。我留下了土地”。第二次是涝灾来临，没有土地可以耕种，无所事事的王龙游荡到城里。他走到茶馆喝茶，遇见在茶馆里挂牌的姑娘荷花。他开始用香皂洗澡，不吃大蒜，穿外国皮鞋，拼命洗脱属于“种地的王龙”身上的泥土气。涝灾使他远离土地，一头栽进一场绮丽的城市春梦。发妻阿兰出身乡野，她身上的温和质朴与泥土同质；妓女荷花则来自城市，她的精致隐喻着“种地的王龙”不曾体会过的“城市生活”。靠土地发家的王龙终于因离开土地而被“异化”，他大把挥霍银钱，迎娶妓女，用妻子阿兰的话说，“你身上有种使我想起黄家大院里一个少爷的东西”。
将他的生命从彻底堕落的边缘拉回的仍然是土地。水已退去，秋风吹过田野，他看到阳光下的土地时，“心中为土地发出了呼唤”。这声音比爱情更深沉——“我要到地里去”。土地唤醒了他的灵魂，他又是那个满身泥土，手上布满坚硬的老茧，吃馒头夹大蒜的“种地的王龙”了。土地增强了人的生命力，唤醒了他朴厚的生命特征，物与人的界线在这种感受方式之下逐渐模糊。
我们能从赛珍珠的情感叙事中读出她对这种生命形式的赞赏和认同。她对抱持着“土地情结”的人物有一种有意无意的“偏爱”。这是经历了一战后西方工业社会理性危机的赛珍珠，对人的精神出路的一次反思和探索。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抓住了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面向——乡土情结。
在中国人眼中，乡土同样是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寄托。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曾有一段回忆，他初次出国时，奶妈偷偷给了他一把用红纸裹着的灶上土，叮嘱他水土不服或是想家时，用泥土煮汤吃。这种“乡土情结”勾连着地缘与血缘。中国这个古老的农耕民族，地缘是血缘的投影。我们怀乡恋土，深藏着对乡土亲缘的深情厚意，这种古老的情意结直到今时今日，亦深植于国人的血脉之中，割舍不断，思之无尽。从这种意义上说，赛珍珠是读懂了中国的。
不是吗？离乡日久的人们，其实并不能像种子落入泥土般随处生根。想要使异乡成为故土，买房置地，在新的土地上绵延血脉，从古至今，这都是唯一的出路。
（本文为纸媒用稿，谢绝转载）
《大地三部曲》读后感(二)：辽阔视野下的微雕写作——评赛珍珠《大地三部曲》
前段时间诺贝尔文学奖一次开出去年和今年的两个奖，图书界一时鼎沸。读者蜂拥去读多年来高冷依旧的汉德克和近两年小有热度的托卡尔丘克。据说某本诺奖得主的作品一天之内销量就翻了600倍。但我们知道，就像我们遗忘赛珍珠一样，多年以后，我们很大概率也会忘记我们时代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你能立即记得，比如，201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谁？）。 所以回过头来，《大地三部曲》被再版出来，我观念上珍视，那是193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样一个函套三部曲的亮丽外观，承载一段关于土地和人的沉重而有灵性的往事记述——这是我对赛珍珠这部长篇巨作的小小概述，不尽全面，但突出了作品打动我的几个元素：“土地”，“人”，“沉重”，“灵性”。 赛珍珠，Pearl S. Buck，我清晰地记得她的英文名，因为这个奇特的中文名并不全然与英文名对称（多出来的 Buck 为啥没翻译过来，“S”一定对应“赛”？现在看来都是找不准重点的瞎操心）。多年来，我脑海里经常回滚着这个英文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像亨伯特发“Lo-li-ta”那样，我反复念“Pearl-es-Buck”。一边念，我一边总是（不加查考地）臆想：她怎么就来了中国，好像还给中国的农民写了一部不得了的叙述作品，然后也可能是凭借着这种马可·波罗式的写作，她以猎奇景观作为有利条件，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中胜出了。 这种刻板的印象伴随我十几年，直到前不久，我真正翻开这部《大地》（“大地三部曲”的第一部）时，才被彻底扭转过来。目前我读完了《大地》，第二部《儿子们》我读了开头第一章：
……但是，他死得可不平静。虽然他在临死前一刻感受到了安慰，但是在他灵魂出壳之际，他那被窒息的躯体狂怒般地跳了起来，四肢猛烈地向四周乱挥，结果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朝上一挥，正好打到了向他倚去的梨花。这一下打得着实不轻，而且正好打在脸上，梨花一边用手捂着脸颊，一边轻声说道：“老爷，这可是您第一次打我啊！” 但是他没有回答她。她向下一看，见到他歪歪斜斜地躺着。在她看他的同时，他吐出了最后一口气，然后便安静了。她一边轻轻地、细心地抚摸他，一边把他的四肢放直，最后平平地把被子给他盖好。赛珍珠的语言就是这样，轻快、平直、朴素、准确。经过几位资深译者或译家的翻译，从中文我可以判断并没有损失英文原文的气息。她的写作，是雕刻似的，寥寥几笔，俭约传神地勾画出人物的动作或心绪，事件的情境，风景的形貌。
微雕写作：平铺直叙的精妙花朵
对于她这种书写风格，从夏宇的一首诗里，我得到一个命名的灵感。
目眩神摇 意识微雕 东方亮 大雪飘 此处镂金刻玉 彼方淡墨秃笔 如果我存在 也譬如就以字 或以雪 如果我存在 你就是真的 我就是假的 你不爱 而我爱 （《意识微雕》）有了标题名“大地”“三部曲”那种卷帙浩繁的既视感，我当然以为这是一部视野辽阔、架构庞然、笔力雄浑的大作品；“视野辽阔”是没错（但这部作品的特性远超出这四个字字面表达的意思，容我稍后展开），除去这一点，小说的特性与“架构庞然”“笔力雄浑”全无干系。 赛珍珠使用第三人称，视角平视，半全知叙述，核心角色是王龙这个人，兼及他的妻子、老父，他后来和妻子繁衍出来的子辈孙辈。她的架构微小、视角平视、笔法轻快，显得亲切、诚恳。就以王龙的行动为叙述核心，写这一家人具体的日常生活，在合适的地方插入王龙的心理活动，刻画出一个让人信赖的牢靠的中国农民形象。她没有铺写诸如中国大地的风景、民不聊生的概貌，或城乡景观的差异等等，她一切从人出发，用精心择选的细节、合理的布局（章节篇幅和划分让人舒适）、得宜的推进节奏，编织了一部杰出的长篇小说（仅就《大地》而论亦成立）。
辽阔视野：现实历史的隐现
所以与夏宇这首诗内容无关而仅是语感和若有所指的语义让我灵机一动，我想到：赛珍珠，从大地上一颗小小人着笔，“微雕”“大地”。但同时，她辽阔的视野远超前人（和许多后人）。在两个层面上，她辽阔：一则，她具有真正辽阔的审视中国农民生活纵横上下的历史眼光，而在这辽阔的基础上，她做出了恰切的文学选择；所以二则，她具有真正辽阔的文学视野，即用最合适的文学方式来呈现对应的题材。 她洞悉了农民的生活本质，所以才能在王龙一个人身上，写透这典型的生活，选取的都是最日常的片段，但一个一个章节的连缀，让人与土地不断确认并加固联结，终于写人就是写大地，直到人死，作为读者我，会一厢情愿地以为大地会因此轻轻动容。当然，虽然一如往年旱涝有时，大地改换着皮面，但深层仍静默不语，埋葬逝者，孕育粮食来喂养生者。一茬一茬，人只不过是活了多年的草木。 在这种微雕之内，赛珍珠未点明任何历史背景，比如像电影式的插帧“19xx年，xx地方”这种笨拙活儿，聪敏如她是绝不会染指的。现实历史缩身在主角王龙个人生活的历史中，大多数时候不见踪影，唯在王龙生活遭逢变故的时候，时代的影子即摇曳起来。
在这座城市里，王龙经常遇到某种新鲜事。他看见过另外一件他不懂的新鲜事。一天，他拉着空车沿一条街找顾客时，看见一个站着的人被一小队武装士兵抓住，当这个人抗拒时，士兵们在他面前挥起了军刀。就在王龙惊异地观望时，另一个人又被抓了起来，然后又有一个人被抓了。他觉得被抓的都是靠双手做工的普通人。他呆呆地注视着，又有一个人被抓，而且这个人就住在离他最近的一个靠墙的棚屋里。 …… “可是，为什么他们抓我的邻居呢？”他跟我一样什么都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次新的战争。”王龙惊愕地问。 老头儿盖好锅盖后回答说：“这些士兵要开到某个地方去打仗，他们需要运输他们的行李辎重，所以就强迫像你这样的苦力去干。可是，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在这座城市里，这已经算不上新鲜事了。”历史就以这样的方式与王龙的生活擦肩而过，乍现并带来一线转机。王龙稍后在战乱中闯入富人家里，和群氓一起抢了钱财，这获得的一些不义之财，开启了他与土地更为深刻的联结。
不成问题的问题：语调与删节
两个需要厘清的问题：一是叙述语调尤其是对话部分的措辞；二是有无删节。 毕竟赛珍珠还是一个西方人，她对于小说语言尤其是人物对话的建构，难免会带着西方人的生疏，所以对话有时不太像是一个百年前的中国农民会在那个情境下说的话，但这也提醒我：这确实是一个西方人写的中国农民题材小说，并饶有趣味地做了一种想象的比对，且并不觉得这种措辞的失当对于阅读有所阻碍。 删节问题，很任性地，我觉得不会太影响（至少是）第一部《大地》的精彩，读了《大地》，再作评断。我想我们会深刻地记得赛珍珠，Pearl-es-Buck。
《大地三部曲》读后感(三)：用祖孙三代人的人世浮沉，书写中国人与大地难解的生命羁绊
多年前曾被安利一部1937年的美国电影《大地》。很意外，这部美国电影讲述的竟是中国旧社会贫苦农民王龙和妻子阿兰一生的故事。抛开电影中西方面孔的别扭劲儿之外，演员们对中国朴实农民角色的表现的确很传神，阿兰的扮演者路易丝·赖纳甚至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第10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大地》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够真实再现中国旧社会农民的生存现状和命运挣扎，离不开唯一同时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普利策小说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原著《大地》的支撑。赛珍珠很小就随父母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近四十年，对中国的风土人情和文化异常熟悉。她把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理解和热爱，都倾注到作品《大地：三部曲》中。
《大地：三部曲》包括《大地》《儿子们》《分家》三部，分别讲述农民王龙及其儿孙三代人的故事。赛珍珠巧妙地把中国旧社会各个阶层的角色纳入王家这个大家庭，用平实的笔调展现不同阶层各自的状态和境遇，描摹出一幅中国旧时代的人物群像。
三代人的境遇各自不同，面临着不同时代的矛盾和冲击。三代人的传承，却刚好诠释了时代动荡背景下，中国人跟土地的关系变迁。从朴实农民王龙的扎根于土地，到成为地主、商人和军阀的儿子们对土地的剥夺和疏离，再到公子哥、革命者和迷茫者的孙辈们的迷失和重新向土地寻根，充分展现了中国人跟土地之间难以割断的生命羁绊。
王龙和阿兰是贫苦农民典型。他们饱经苦难，生存艰难，倍受压迫，却凭着一股子如同野草般的生命韧性，顽强地同命运抗争。他们夫妻二人相似却又不同。
他们都朴实勤恳，依靠劳动谋求生存，这是作为旧时代农民的根本生存之道。尤其是沉默寡言的阿兰，永远用行动为家庭贡献价值。他们默默地承受命运的不公，从不抱怨，却也不乏一丝朴素的抗争精神。阿兰抱着刚满月的大儿子挺直腰杆去探望地主黄家的老太婆，王龙购买黄家的大片土地和宅院最终取而代之，分别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在压迫他们的地主面前赢回自己的尊严。
作为被全家忽视的女性，阿兰才是真正维系家庭的主心骨。每到关键时刻，王龙都在犹豫不决，反倒是阿兰能够决绝地采取对家庭最有利的决定。所谓有利的决定，对于贫苦农民来说，有时候是无情甚至残忍的，就像阿兰临盆之前还在地里干活，独自生下孩子后还是立刻开始干活，甚至在饥荒中亲手掐死刚出生的、注定养不活的婴儿。我们无法责怪阿兰对自己和孩子的苛刻和冷酷，这是苦难的时代逼迫她不得不学会的生存技能，是命如草芥的世道在拼命生存的旧时代贫苦农民身上留下的疤。阿兰所经受的苦难，就像土地所遭受的旱灾、水灾和蝗灾一样，无法逃避。而阿兰正像是大地的象征，忍受一切苦难和不公，哪怕自身早已千疮百孔，却仍然贡献出自己，默默付出、竭力供养家庭和子女、不求回报。
随着生活越来越宽裕，王龙和阿兰的不同也越发明显。王龙纳了妾，开始学着像地主那样挥霍享乐，搬进城里，离土地越来越远。而阿兰依然坚守着乡村老宅，保留农民身上朴实的本分。从这个角度来看，王龙代表着农民身上世俗的一面，带有凡人的劣根性，而阿兰代表着农民身上理想的一面，保持本性，不易动摇。
可以说，第一代的王龙和阿兰是淳朴农民的一体两面，他们的生命都深深地扎根在大地中，与土地休戚与共。
王龙在晚年还有所悔悟，试图重新回归到土地之中。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只知吃喝玩乐的地主，一个斤斤计较利益的商人，一个霸占地盘的军阀，则彻底游离在土地之上了。
第二代人既然远离了土地，就完全不依靠个人的劳动了。地主手握大片土地向农民收租，商人倒卖土地和粮食，军阀抢占地盘巧立各种名目收税，方式不同，本质相同。他们攫取了比父辈更多的财富，其方式却是建立在对土地的霸占和对农民的榨取之上，而不是辛勤耕种。
王龙的三个儿子虽然职业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进城”了。他们脱离了农民群体，自认地位有了提高，不再像父辈那样居住在乡村，对农民的身份和乡村的生活状态产生了鄙视和厌恶情绪。尤其是当了军阀的三儿子王虎，甚至对女人也产生了特别的怨恨，为了生儿子才娶妻，生儿子之后就尽力让自己和儿子跟女人隔离开来，这仿佛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这一代人与土地关系的疏远。
第二代人善于巧取豪夺，抛弃了辛勤劳作、脚踏实地的精神。
第三代更甚于他们的父辈，他们远离故土，搬到遥远的现代化都市生活，把土地狠狠地抛诸脑后。他们过着衣食无忧的新式生活，却忘记了供养他们的经济来源依然根植于故乡的土地上。
公子哥王盛沉湎于灯红酒绿之中，写着精巧空洞的诗句，试图永远活在虚幻而美好的生活之中；革命者王孟对现实中的一切充满愤恨和不满，想要以冲动而理想化的方式去推翻旧世界，却没有正视现实问题并建设新世界的可行策略；迷茫者王源接触了各式各样的新鲜事物，却在父辈灌输的旧思想与新式生活、革命思想、留学和新工作经历的冲突中痛苦挣扎，迷失了方向，始终不知所措。
第三代远离土地，根本不知道劳动的滋味，与土地的关系已经非常脆弱。这使得他们缺乏解决问题、抵抗挫折的力量，在目不暇接的新事物的冲击下，成为迷茫的一代。他们习惯了不劳而获的生活，用逃避的方式应对时代的瞬息变化，结果可想而知。作者显然把希望寄托在了对土地的热爱逐渐苏醒的迷茫者王源身上。从王龙经王虎到王源，王家后代在远离土地之后，终于尝试重新回归土地的怀抱。
表面上看，祖孙三代跟土地的关系愈加疏远，实质上，他们的生活追本溯源都是由土地所供养的。他们越是急于摆脱和否定与土地的关联，就越难以维系自欺欺人的白日幻梦。只有像王源那样面对现实，重拾对土地的热爱，才能找到精神力量，谋求新的出路。
土地对王家和贫苦大众意味着什么？土地是农民的根，也是所有人的根，它象征着用勤劳勇敢去战胜一切困难的不灭的精神力量。失去这股力量，自然会在问题面前败下阵来。人离不开这股顽强的精神力量的支撑。纵使时代变了，面对的困境和挑战不一样了，只要脚踏实地的精神不变，终归会找到一条可靠的出路。也许这正是赛珍珠这部《大地：三部曲》至今仍能引人共鸣的内在原因。
2019.10.07雾凇
《大地三部曲》读后感(四)：30年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样的形象
1931年，美国作家赛珍珠出版了她的成名作《大地》，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年就销售了180万册，连续22个月荣登畅销书排行榜首位，60多个国家相继翻译出版，第二年就获得了普利策奖。事实上在30年代，中国已经有了8个中文译本的《大地》，可以说影响力不亚于美国。
1933年，中国明星影片公司率先发布消息，准备将《大地》搬上银幕，然而却因种种原因搁浅了。米高梅公司得知这一消息，以15万美元的天价购买了《大地》的摄制权，用了三年半的时间拍摄成功了。1938年，赛珍珠更是凭借《大地》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登上了文学生涯的顶峰。迄今为止，《大地》已经被翻译成上百种文字，与玛格丽特的小说《飘》一起成为美国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影响最大的两部作品。
那么，这本书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能让两个国家的读者如此喜爱呢？
01. 土地是古老传统的符号与象征
《大地》描写了20世纪初期，安徽宿州和江苏南京一带中国农村的真实生活，那时候，农民与土地之间有着异常亲密的关系。小说的情节就是沿着自然灾害对农民王龙生活的影响而展开的。
王龙的妻子阿兰，是他从城里的黄家大院领回来的一个女佣。婚后的那几年收成好，王龙的家境渐渐富裕起来，有了更多的土地，妻子也生了几个孩子，家里开枝散叶，日子越过越红火。
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就遇上连年干旱，王龙又变得一贫如洗。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拖家带口背井离乡去南方。
刚开始，王龙拉人力车。可是干这个活儿总要冒很大的风险，一个不小心就会被拉壮丁强征入伍。为了躲避风险，王龙白天不出来，改为夜里给人托运行李拉货。无数个晚上，他赤着脚，裸着背，在漆黑的街道上拉着绳索卖命，家里的妻儿老小则沿街乞讨。让他坚持下去的唯一动力，就是有朝一日回到家乡的愿望，他渴望重新踏上与自己血肉交融的土地，那是属于他自己的土地。
一天，王龙邻近的一家大户遭遇了抢劫。王龙并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只是懵懂地和妻子被野兽般狂叫着的人流卷入了那所大房子，开始洗劫财物。当他们带着抢来的财物回去以后，王龙惊魂未定地说：“我们回到田地去，明天我们就回到田地去！”
就这样，重新踏上土地的王龙恢复了以前的生活，他又开始辛勤劳作，日子又重新有了起色，王龙甚至富有到可以纳妾的地步，可以把自己的大儿子送去读书，把二儿子送去谷物市场当学徒，甚至还买下了黄家大院。
王龙也没想到自己能过上养尊处优的生活，他把管理权交给两个儿子，他觉得自己可以退休了。直到有一天，他无意中听到两个儿子商量着要把地卖了，他愤怒地喊道：“败家子呀，要卖地？谁卖地，谁家就到了末日。”儿子好不容易把他劝到床上，指天誓日地保证绝对不卖地，背后却相视而笑。
农民王龙一家的生活状态，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密切关系，因此这个时空里的土地成为古老传统的一个符号与象征。
02.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
《大地》之所以成功，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人形象。
《大地》出版之前，中国人在西方人的眼中是那些生活在“唐人街”中的“中国佬”，他们行为古怪、丑陋、肮脏、狡猾、麻木而又残忍。外国人始终认为中国处于一种半文明时代，因此他们描写中国的时候，大多带着误解与蔑视。1923年，自称“中国通”的美国记者罗德尼·吉尔伯特甚至在其所著的书中公开叫嚣：“中国是一个劣等民族”。
而《大地》的出版改变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反面的中国形象。
王龙是贫苦农民的儿子，他渴望爱情，需要个老婆，于是他走进黄家大院，得到了一个女佣阿兰，把她带回家，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这样结了婚。他们的生活起初是漂泊的，经受过饥荒，流落到南方，在江苏一带靠乞讨为生，无意间发了一笔不义之财，才得以回到家乡。
同样是出于爱情，王龙在有钱以后带回一个青楼女子，纳为妾室。在这里，作者写出了王龙作为正常人的性格弱点，金钱腐蚀了他的灵魂，他开始鄙视自己的糟糠之妻，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然而最终，还是大地唤醒了他。这性格方面的复杂性，正是当时社会生活曲折的反映。
王龙的妻子阿兰出身贫苦，在黄家的日子里，她受尽凌辱，丑陋的长相反而帮她躲避了地主的侵犯。她平静木讷，吃苦耐劳，嫁给王龙之后，她忠实地履行着一个家庭主妇的职责，家里家外都打理得井井有条。在很多关键的时刻，阿兰为王龙出谋划策，可以说，她就是王家的定海神针，没有她，也就没有王家后来的发迹。
阿兰尊老爱幼，有着扶贫济困的美德，在王龙痛斥因饥饿面偷肉的幼儿，表示自己决不尝这偷来的肉的时候，忠厚的阿兰却出于母性默默地煮了那块肉，喂饱了濒临死亡的一家老小。
身为传统女性，阿兰认为生平最重要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生儿育女，繁衍子嗣。可是灾荒年间，她不得不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亲手溺杀了刚刚生下的女婴。在发家后，她又狠着心给小女儿裹脚，使她不再像自己那样遭到人家的歧视。
然而王龙发迹之后的所作所为让她痛苦不堪。书中有一个桥段，写的是王龙为了向青楼女子荷花献殷勤，把阿兰留下的两颗珍珠抢走，阿兰心如刀割，“阿兰又回过来捣她的衣服。大颗的泪珠从她的眼里沉重地慢慢滴下，但她没有举起手来把眼泪擦掉；她只是用棒槌更使劲地捣在摊在石头上的衣服。”这些伤心事儿“像男人头一般大的一颗石头压在她的心上，心乱如麻。”在这种情况下，阿兰除了死掉以外别无选择。
长期以来，西方人嫌弃中国人容貌丑陋、留瓣缠足、不懂礼貌、爱好嫖赌、见死不救，认为这些陋习都是中国人的天性，但赛珍珠的笔下却写出了那些因受尽煎熬而麻木的面孔之下，隐藏着的巨大的生存力量。
03.对土地的珍爱和对子嗣的重视
《大地》的核心就是土地。王龙的一生，无论顺境逆境，都与土地有关。换句话说，土地是王龙的精神支柱，是他一生追求的终极目标。即使遇到了自然灾害，外出逃难时，也舍不得卖掉土地，而当他得到了意外之财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土地，他慢慢发迹之后，也是不断地买土地，在土地上劳作。“太阳火辣辣地照在他们身上，王龙脱下衣服，光着脊背，但阿兰仍旧穿着衣服，尽管衣服已完全湿透，就像一层皮肤那样紧紧地裹着她的肩膀和身子。不用任何的言语交流，他和她一小时接着一小时默契地配合着，他已经感觉不到劳动的辛苦，他只知道他们两人似乎已融为一体。他已经失去了连贯的思维。这里只有完美的劳动韵律，一遍又一遍地翻耕土地。”
对王龙来说，土地就是聚宝盆，有了土地就有了财富。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土地已经深深地嵌入农民的骨髓里，成为每个农民的生命中的信仰。“在秋天温暖的阳光下，王龙坐在他父亲靠墙坐过的地方，他有时弯下身，从地里抓些土放在手里。手里攥着土作者，仿佛他的手指间的泥土充满了生命。他攥着土，感到心满意足。”
除了对土地的深厚感情之外，《大地》还着重描写了中国人对子嗣的重视程度。
中国人有句俗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子嗣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根深蒂固。《大地》里到处都充斥着这种子嗣意识。阿兰跟随王龙离开黄家大院时，黄老夫人再三叮嘱她，要听丈夫的话，多生几个儿子，头胎儿子要记得抱回黄家给她瞧瞧。
结婚前，王龙望着空荡荡的房子想：以后这儿会有儿子在房间里跑来跑去，儿子再生儿子，王家开枝散叶，子子孙孙越来越多。阿兰怀孕后，王龙“一动不动地站着，他无法说出这究竟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心情激动，接着像突然受到约束似的又冷静下来。看来，轮到他们在这块土地上传宗接代了！”
阿兰生了孩子，王龙的父亲“突然开始大笑，停下来不吃饭，在昏暗的屋子里，哈哈地笑了好一阵子。”
王龙的大儿媳怀孕了，儿子前来报喜，对父亲说：“你要有孙子了！”王龙开心地说：“今天真是个好日子。”这种对子嗣后代的热切盼望，从王龙的父亲身上延续到王龙身上，又延续到王龙的儿子身上，代代相传，正是中国人子嗣观念的真实写照。
04.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传统观念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思想根深蒂固，女人没有地位，更谈不上恋爱自由。女人成年后便遵循父母之命出嫁，遵守三从四德。
阿兰自幼被卖到黄家为奴，王龙去黄家大院接她之前，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丈夫长什么样子。二女儿不到十岁，王龙就做主给她订了亲。传统的婚姻中，女人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心态，即便是丈夫人品不好也要从一而终，不能改嫁。
阿兰完全符合封建社会对女人的要求，像大地一样坚硬和沉默。她和王龙共同耕作，勤俭持家，孝敬老人，在临产前也要先把饭做好再生孩子。在面临困境与厄运时，阿兰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坚韧和机智，最终帮助王龙发家致富。然而即便如此，阿兰也终究没有逃脱被抛弃的命运，王龙看上了青楼女子荷花，使得她抑郁而终。
荷花又何尝不是男权社会的牺牲品呢？卖身青楼是她不得已的谋生手段，为了脱离苦海，她必须在人老珠黄之前嫁出去，做王龙的二姨太，即便是她唯一的义务就是满足丈夫的生理需要，也要踏出这一步。
而梨花给王龙做三姨太，则是为了感恩。她跟阿兰相似，自幼被卖做丫头，饱受欺凌。王龙对她的一番善心使她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于是在王龙年老时，梨花不离不弃地精心照顾。王龙死后，梨花带着傻女儿在乡下度日，最后皈依佛门。
正因为《大地》向西方展示和传播了中国文化，改变了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反面的中国形象。美国《星期六文学评论》曾这样评价：“《大地》是一部非常优美的小说。我们终于从一部小说的字里行间读到真实的中国人民，忠诚的妻子，富饶的大地、农民的泥土房……”
美国记者伊萨克斯也在其著作《美国的中国形象》中指出：“《大地》几乎单枪匹马地以对中国形象或多或少地更加实际的写照，取代了大多数美国人自己想象出来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
05.赛珍珠与《大地》三部曲
赛珍珠为什么能写出如此真实而成功的作品呢？这源自她在中国近40年的生活经验。
1892年，出生刚四个月的赛珍珠便随着传教士父母来到中国镇江。在她呀呀学语时，就从保姆口中听到各种生活琐事。1917年，她与美国教会派到中国来的农学师约翰·洛辛·巴克结婚后，在安徽宿县工作了五年，在那里，她不仅结交了一大群中国农民，还经历了一次大荒年。
真实的生活经历给了赛珍珠最珍贵的素材，中国农民始终不离土地的奋斗精神给了她极大的冲击。因此《大地》出版后，在正值经济萧条的美国引起了深刻的反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赛珍珠一鼓作气，又完成了《大地》的续篇《儿子们》（1932），以及写孙子们的《分家》（1935）。
在谈及三部曲的构思时赛珍珠说：“以农夫王龙为主人公的《大地》是第一部，是专写死钉在土地上的守旧的农民；第二部《儿子们》是军阀们的行述，因为军阀是中国社会中很重要的阶级，张作霖、张宗昌，他们虽是人人所痛恨的坏人，但还是有他们的品格存在的。”赛珍珠企图通过一个家族的发展史来展现中国三代人思想的变化，这是一个连当时中国人都未涉足的史诗性题材。
从清教徒到梭罗到21世纪，美国人始终推崇简朴生活。《大地》里王龙一家的勤俭节约让西方读者仿佛看到了自己，从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一改往日里中国人在他们心目中的恶劣形象，他们彻底领悟到中国人跟他们一样，也是以高尚道德和质朴生活为荣，使得西方读者对中国人产生了敬仰之心。
《大地三部曲》读后感(五)：《大地》：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与向西方世界的形象输出问题研究
1932年，美国作家赛珍珠凭借小说《大地》获得了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又以这部小说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从幼年时期跟随传教士父亲进入中国开始，直到1934年回美国定居，赛珍珠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在这期间，赛珍珠同时也在以一位人权、女权活动家的身份活动于国际间，这决定了她的写作视野与中国本土作家想比，是更为广阔的，同时也是疏离的。
作为一个观察者，赛珍珠在中国生活期间，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均有接触。她通过几十年间的沟通交流，对中国农民有了深入了解。《大地》中，她牢牢把握住“土地”这一核心点，并以此展开描绘了信仰土地的王龙一家与抛弃土地的地主黄家、流离失所的村民之间的盛衰家族史，通过对比，赛珍珠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下的农民对土地的热爱情结描绘得入木三分。由此彰显了中国人民刻在骨子里的勤劳、踏实、务实的民族性格。
作为华裔美国文学小说中的重要代表作品，赛珍珠用《大地》向西方世界转述了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这与他们此前对中国的认知决然不同。
我们今天提到赛珍珠，知道她的代表作是“大地”三部曲，即《大地》《儿子们》《分家》，其中最出名的当属首本《大地》。她用一千多页的篇幅，通过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沉浮，描绘了20世纪中国一百年的历史兴衰，从中国人的土地情结写到了军阀混战、民主革命、海外留学，包罗万象，写尽了中国近代史的沧桑。
1. 以王龙、阿兰为代表组成的中国小农家庭
王龙和阿兰是《大地》一书的主人公，也是中国传统家庭中男性与女性的代表。
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写道，“这天是王龙结婚的日子”，家里要迎来一个女人了。那在这之前，王龙的家庭是什么样的呢？——“自从六年前他母亲死后，每天早晨他都要烧火。他烧火，煮开水，把水倒进碗里端到他父亲的房间”。六年来一天都没断过。也即，家里只有王龙和父亲两个男性，他们恪守礼仪，父慈子孝，“孝顺”是王龙的品质，也是中国千百年来，儒家孝道文化教化下形成的民族品质。
父亲端起水看见里面居然漂着茶叶，有些抱怨，“你为什么这样浪费呢？喝茶叶好比吃银子呀。”一生穷苦的农民家庭，靠着省吃俭用才活到今天，老人家舍不得喝下这贵重的东西。即使在儿子结婚这样一个大日子，也不能白白把力气花在这些没用的事情上。这一点，王龙也继承了下来。靠着省吃俭用，王龙攒下了日后收购黄家地产的财富。
靠着黄家的那块地产，王龙富了。可惜流年不利，天灾难防，村里开始闹饥荒，富人王龙自然成了鬣狗们的目标，在亲叔叔的撺掇下，全村人打砸抢掠王龙家的食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邻居老秦抓了一把豆子。多年以后，当灾荒再一次光顾他们时，王龙看着快要生产的妻子，终于厚着脸皮去老秦家借到了一把豆子。在这一借一还中，王龙没有记恨过老秦，所以后来当他再度发家，他找了老秦做自己的管家。王龙的善良与大气，让他广结人脉。
闹饥荒的那年，王龙决定带着一家老小去南方，其实就是从老家安徽坐火车到江苏，到生活优渥的地区乞讨或出卖劳力赚钱。王龙懊丧地发现，辛苦拉一天的黄包车，交了租金后，能省下的就只有一个铜板，反观在家乞讨的妻儿，一天下来能有十几个铜板。有时候他还发现，桌上竟然有大块猪肉可以吃，可是，他立马就看出了不对。原来这是自己小儿子从肉贩子桌上偷来的。他看不上偷东西，偷来的东西，他王龙坚决不吃。
回到土地上的王龙，觉得安心，即使后来又遇到灾荒，他也从未离开自己的土地半步。这一生沉浮里，王龙凭借坚韧的精神吃完了所有的苦。终于苦尽甘来。
王龙像传统家庭里的男性一样，任劳任怨，负责养活一大家子，用自己的努力改善家人生活，扬眉吐气。
他的妻子阿兰，则像传统家庭里的女性那样，同样勤劳朴素，做丈夫的贤内助，打理一大家子的事务。
阿兰从小被父母因为灾荒年过不去，卖给了大户人家黄家，围墙内，她是黄家厨房里的丫头，长相普通，人高马大，从小没有裹脚，却学得一手厨艺。
嫁到王龙家的第二天，她就已经非常适应新生活了，“好像她有生以来每天都是从这张床上起来一样”。她本本分分地为公公和丈夫端茶倒水，观察他们的表情，小心翼翼而又勤快地生活着——丈夫一回家就有吃的，原本要花钱买的做饭用的柴草阿兰也自己动手准备，田地里需要的牲畜粪便也是她去路口捡的，家里的破衣服和被褥在她的手里变得柔软温暖……
阿兰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妇女的美德：勤劳简朴、任劳任怨、温柔贤惠。
王龙和阿兰组成的家庭，是旧社会中小农家庭的代表，他们努力生存，本本分分，没有大追求。
同时，他们也存在很多传统家庭的劣根性，男尊女卑、女性生育价值、母凭子贵，这些都是他们从未讨论却心知肚明的东西。尤其在王龙富贵后，纳了荷花为妾，这种劣根性愈加被放大。
2. 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土地情结
“大地”三部曲都与“土地”相关。他们一次次离开，再回来，都是因为眷恋这片土地。土地其实就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对于王龙来说，父亲是必须承担的负担，阿兰是生育的工具，荷花是他欲望的倾诉对象……但这些是不够的，父亲会死去，阿兰在一次次生育后变得疲惫苍老，他对荷花爱欲的火焰慢慢变得微弱。唯有土地能让他安心。
他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他们的厨房和住屋是用土坯盖成，土坯从他们自家的地里挖出，房顶上盖着自家生产的麦秸。他在土地里劳作，收获水稻和麦子，一些可以喂饱家人，一些卖掉攒点银钱。
于是，他就这样积少成多，买下了黄家的一块土地。甚至以此差点躲过了灾难。
当他逃荒到南方城市时，他是社会底层，是干一天活只能攒一个铜板的拉车夫，这里的人狡诈、欺骗，不可靠。很多人好吃懒做，每天考虑的事情就是明天吃什么。妻子孩子也差点因为食物被腐化，做了偷东西的勾当。所以，这座城市再富有，王龙也觉得，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土地上，靠着勤劳，他一定能养活一大家子。
抱着这样的信念，王龙又一次东山再起，像第一次那样，攒够了买黄家田产的钱。他也暗暗决定，今后还要买更多的地——留再多银钱和珠宝是没有用的，当灾荒来临，再多钱也买不来食物。不管他们离家多远，这块土地永远都属于他，只要土地还在，一切就还有希望。
王龙的土地情结，正是我们千百年来农耕社会发展下的产物，这种情结发展到今天，就是买房、买车，这些固定资产让王龙们安心。
也很容易滋生出很多负面的恶习。王龙富有之后，生活开始变得讲究起来，落后的小辫要剪，从前黄家人穿的丝绸马褂他也要，温柔漂亮的小妾也得娶进门，儿子们送去学堂念书。出身底层农民阶层的王龙慢慢忘记自己的身份，他开始寻欢作乐，像一个富人那样生活。
但这些繁华事物终究还是不能让王龙从心底感到快乐。等到夏天结束，洪水退尽，“一个比爱情更深沉的声音在他心中为土地发出了呼唤……他褪去长衫，热切而有力地走了出去，他大声喊道：‘锄头在哪里？梨呐？麦种在哪里。我要到田里去’”。王龙彻底了放弃了寻欢作乐的富人生活，只有和土地在一起时，他的心才是真的踏实。直到死前，他也重复着这句话。
赛珍珠在《大地》里，用王龙这个形象表达了她对农民阶层的同情与赞美，“中国农民在赛珍珠眼里，是有着很高生存智慧的人物。”
这种智慧，赛珍珠借王龙之口说出：“当人们开始卖地时，那就是一个家庭的末日。”
3. 向西方输出中国形象
《大地》发表于1931年，赛珍珠所写，也是她看到的二三十年代的事情。书中描写具体来讲是安徽、江苏一带的事情，讲述了中国旧社会的农民们如何勤勤恳恳一步步走向富裕。在此之前，国际上没有小说是关于中国农民的，赛珍珠以《大地》为窗口，向西方展示了一个她眼中的中国农民，是有着勤劳、质朴的优秀品质，又有着传统劣根性的人，她以自己细腻的笔触为中国农民书写了一篇华丽史诗，最终赢得了大奖。
但我们在结合真实的历史时，就会发现，在当时的情况下，像王龙这样的底层农民，再怎么努力，也无法通过土地致富。书中描绘的场景，实际上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相反，如果同样的场景放在美国，则非常容易实现了。因此，赛珍珠作为一个旅居中国的美国作家，很可能在写作中注入了自己本国的一些传统思维。
这与国内作者是绝对不同的，我们看余华、路遥、莫言，他们作为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着“忧国忧民”的精神传统，他们的文学作品注重挖掘造就小人物悲惨命运背后的根源，以及当时社会矛盾与制度的弊端，从而提出民族救赎的道路。他们并不会盲目给小人物们希望，也不冷眼看社会，写出工人茶余饭后闲聊的故事。家国命运的主人翁精神，是赛珍珠作品里欠缺的。但她作为首个诺贝尔奖与普利策小说奖作家，凭借巨大的影响力，将这部观察中国社会社会的小说传递到西方，无疑是值得赞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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