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与禾》是一本由波音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49.00元，页数：2019-6，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草与禾》读后感(一)：换个视角看中华文明史
《草与禾》，作者从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不断碰撞、交错、融合的视野阐述4000多年中华文明演变史，是一个新颖的角度。
从史前文明到宋元明清，朝代更叠，政权轮换，历代统治者探索着不同的国家法理模式，如：单一的华夏政权、单一的草原政权，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作者强调草原文明通过强大军事力量对华夏文明 、西域文明、海上文化整合作用，从而推动中华文明进步，形成多民族、多样化、版图广阔的中华文明。
《草与禾》读后感(二)：用更开阔的视野评判中国历史
《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用更开阔的视野来察看中华文明的变迁，用平实的语言讲述各朝代的政权模式，以及涉及到创建该模式的君主、经济、历史进程，但都是 浅尝辄止 ，模式之间为什么会发生变迁也未提及，每章都像个独立的片断，全书没有一个贯通的精神在内，有些遗憾。这本书文字浅显，但要阅读的话，需要对传统的历史有大体了解，读起来才比较轻松，另外，书里的内容基本是直接上结论，少有看到做出判断的依据、参考资料，只能算是作为学习历史的思路拓展吧。
此外，类似的观点并不新鲜，近几年，施展的《枢纽》、温俊轩的《谁在世界中心》类似，个人觉得比这本好，喜欢的人可以看看。
《草与禾》读后感(三)：中华文明里草的基因
我们可能低估甚至忽略了传统中华文明中草(游牧文明)的成分，而把传统中华文简单归为农业文明。因为大部分中国传统历史记录出自汉族士大夫之手，在这些史书里，游牧文明对传统中国文明的贡献和影响被大大低估或刻意遮掩。近追清元，远绍隋唐，都是草与禾共同塑造的结果。农业文明是相对静态的，流动性不足，而草原不是。南北方向的迁徙路线要比在草原带东西方向迁徙困难多了。迁徙的便利性带来了文化与技术交流的便捷性，在草原带的一端出现的先进技术，可以很快传播到草原带的另一端。所以在农牧文明时代，草原有类似今天海洋得作用。此书和施展的《枢纽》一起呈现中华文明本身的多元性，感谢这些年轻学者对中华文明的重新审视。如果说中华文明有三部曲的话，那的前两部是《水与火》、《草与禾》，第三部应该是《陆与海》。
《草与禾》读后感(四)：从草与禾的角度看中华五千年演变
草与禾，对应着以放牧为生和以农耕为业的两个不同的文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这本书就讲述了这两个文明在中华大地上5000年来的相互碰撞、互动和融合。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可读性非常强的书，能让你把自己上学时学到的历史事件都连在一起，并且从文明融合的角度给出一个合理的演变理由，这个也体现出了作者在这方面的深思熟虑。
历数北方游牧民族与华夏文明相互碰撞的时代，从最开始大秦帝国直逼匈奴漠北，汉代霍去病的封狼居胥，到拓跋鲜卑建立北魏逐渐尝试入主中原。草原文明在与中原文明碰撞的过程中也促进了相互的融合：作为一个朝代，如果同时包含草原文明和中原文明，那就需要一个非常合适的政治制度来维持他的稳定。北魏孝文帝做出了尝试，迁都洛阳，虽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也给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带来了生机。最后一统天下的隋唐，他们骨子里面的血液俨然已经有了草原的基因，被称为天可汗、天下共主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就与拓跋鲜卑具有深厚的联系。之后辽金与宋朝的碰撞也大大促进了文明的融合。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在文明融合的方面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创建了元上都和元大都的豪华盛况，中国的疆域也达到历史最大。女真的清朝其实已经建立了很完善的制度，奈何遇到了全球化的浪潮，最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
之前看狼图腾，就对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有过比较和评论，说游牧文明中带着狼性，农耕文明中带着羊性。每次华夏被入侵，就是游牧文明重新给农耕文明带来了活力，促进中原的发展。但随着时间推移，当游牧文明的狼性逐渐被羊性所取代时，就会有一股新的游牧文明诞生，由此循环往复。之前看这个说明，我并不赞同，但也说不上理由。这本书就给出了很好的解释：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具备不同的特点，游牧文明并不能产生他们所需的全部物资，他们需要不断转移居住地，掳掠其他文明的资源才能够生存，而游牧民族的首领也必须通过不断获得物资才能得到部落成员的认可，才能维持他们的地位。农耕文明则稳定的多，他们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不同阶级之间。所以两个文明并没有优略之说，他们的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了彼此的发展。
《草与禾》读后感(五)：从华夏与草原两个政权角度回顾了中国历史
书中每个章节的标题就是4000年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融合史的脉络：
·战国结束两大文明正式形成
·两汉时期双方对峙各有胜负（汉朝胜则草原散，汉朝败则和亲赔款）
·隋唐时期形成了以华夏为主的混合政权模式（以华夏强大的农耕生产力为基础，辅之以草原色彩的军事制度）
·契丹女真努力想要实现的以草原为主的混合政权模式
·成吉思汗万里一统的元朝统一政权模式（元朝的三大支柱是：草原军事力量、华夏生产力量和西域商业力量。元朝的命门是漕运，漕运中断引发政治体系崩溃，最终导致覆灭。元朝用尽心力，借助各种科学技术与金融创新，实现了一次较为粗略的“全球化”。这次全球化是海陆并进的，它比西方借助大航海时代开启的全球化更早。）
·清朝统一政权模式（第一次对草原实现了中央政权的直接管理。最终消灭草原帝国的决定性力量，来自整个世界的大趋势，大航海时代美洲农作物的种植，让农耕带北移，火枪的引进让草原政权赖以生存的军事力量瓦解）
作者后记中的总结非常到位：“统一天下的重任最终由草原背景的族群而非华夏背景的族群来完成，这是因为统一首先要以疆土的统一为基础，草原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华夏王朝所不具备的、难以抵挡的。当然疆土的统一只是浅层次的统一，甚至在统一之前，经由漫长的混合政权模式的历练，草原背景的族群就已经对不同区域文明的政权组织、生产方式、文化传统有了充分的认知和融合尝试，这是元朝能够实现统一政权的历史背景。这个统一政权模式之前，中华文明的融合有着强烈的递进关系，从草原、华夏各自群星闪耀的远古文化，到整合为单一政权，再演进到混合政权，最后形成统一政权，即使偶有反复，但大趋势几乎可以认为是必然的结果。”
其他值得记一下的观点，摘录如下：
gt;> 不论华夏政权，还是草原政权，都要面对一种复杂的局面，那就是辖下民众的族群是多元的，民众的生产模式、文化习俗也是多元的。这样的局面不是之前汉朝的单一华夏政权模式、匈奴的单一草原政权模式所能应付的。在一片乱世中诞生的统治者必须探索一种适合新局面的新的政权管理模式。
gt;> 两个巨大的区域之间正在实现“经济一体化”。经济模式不是两者变成一个样子，而是互通有无，各有所获，互利共赢。这是一种经济层面上的融合，它比依靠军事力量的疆域融合或者政令控制下的融合更生活化，从长远看也更有意义。
gt;> 文明的认同感才是最为重要的融合，哪怕疆土是分裂的，大江南北的人们依然有着类似的梦想，为了天下的统一而各自奋斗。
gt;> 目前发现，“中国”这个词汇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上出现的一句“宅兹中国”。不过，西周铭文所说的“中国”，不过是当时的洛邑（今河南洛阳）附近的一小块区域。此后2000多年的历史中，虽然“中国”这个词汇经常出现，但更多是一种文化上的概念，而不是代表了一个主权国家。
直到《尼布楚条约》签订，“中国”才在真正意义上代表了一个主权国家，虽然当时整个国家的国号是“大清”，但条约明确以“中国”这一词汇代指国家，而且第一次在“中国”的北部划出了一条国境线！
《草与禾》读后感(六)：以教科书里没有的视角来看中华历史
《草与禾：中华文明4000年融合史》一书的作者是蒙古族作家波音，他以前做过《世界遗产》杂志的编辑，也出版过一些历史经济类的科普读物。
之所以提及他是蒙古族人，是因为这本书主要以草原文明的视角来看待中华民族的历史；来梳理中华民族历史上草原文明与华夏文明的碰撞与融合的过程。我想这与他少数民族的身份有一定关系。
波音在自序里提到，长久以来中国的史书都是以华夏王朝的更迭，也就是“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为主线来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但是草原文明对中华民族的影响同样深远。他提出：“从任何单一区域文明的角度来解读古代中国，都只是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文明的管中窥豹、盲人摸象。”所以，想一览中华民族历史的全貌，不应该只从中华视角看过往，也要顾及草原及其它视角。
“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
所以这本书标题的草与禾也就是指草原与华夏，他把“草的世界”（文明）归纳为北方蒙古草原及其两侧的东北地区和西北地区，或者粗略地说，是长城之外的区域。而“禾的世界”（华夏文明）则是指长城之内，以农耕平原为主干，囊括了山川河湖的区域。
在这本书里他也提出了单一的华夏政权、单一的草原政权，与“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和“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概念。他的主要观点是任何单一的政权模式都只能在自己的地盘适用，而无法有效管理对方。像汉朝的“封狼居胥”、“燕然勒石”这样华夏武将至高无上的荣誉最终却因为汉朝无法直接管辖草原，导致新型游牧民族取代被打败的匈奴继续骚扰边境而沦为无用功；同理，像南北朝时期的前赵、后赵等游牧民族建立的单一的草原政权也无法在华夏地区立足。
而后世的隋唐之所以能一统草原与华夏，是因为隋唐的君主带着“草原的基因”。他们的出身可以追溯到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因此擅长骑兵作战、对草原非常熟悉。波音把隋朝和安史之乱以前的唐成为“以华夏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而那些在入住中原后，保持自己军事优势的同时，在民政方面吸收华夏治理方式的少数民族政权，波音将它们称之为“以草原为主体的混合政权模式”。
“小天下”与“大天下”
在此基础上，波音还提出了“大天下”和“小天下”的概念，即精耕细作、安土重迁的华夏区域对于整个中华文明来说只是“小天下”，而草原政权（如元朝）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完成了疆域上的大整合，把草原、中原乃至东北丛林、西域绿洲、青藏高原都囊括在版图之中，使中华文明圈不仅包含华夏文明，还包含了草原文明、西域文明、高原文明乃至海洋文明等，推动了华夏“小天下”迈向多族群“大天下”。
这个观点类似于日本历史学者杉山正明在他的著作《驰骋草原的征服者：辽西夏金元》 一书中提出的“小中国”与“大中国”。 这种大小并不是指疆域的面积，而是指不同的国家建构模式。杉山正明将用汉文化去覆盖全部国家疆域的治理方式称之为“小中国”；而“大中国”指的是一个能为不同人群的不同文化提供多样性发展空间的“多民族之巨大中国”。
这种“大中国”的国家建构模式萌芽于辽、发育于金、定型于元，而最终成熟、发达于清。杉山正明认为，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草原政权推动的“大中国”国家建构模式的参与，今日中国就不可能有这般囊括草原、中原、丛林、高原的广袤版图。
我想，这样的论点对于大多数汉人都是新奇的，因为我们的教科书不是这样教的。但这正是《草与禾》值得一读的原因，因为我们要意识到汉族不等于中华民族；我们的历史不应该只有一种角度；我们的社会也不应该是一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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