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循环

一：中国为什么跳不出历史循环

历史循环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独有现象。回顾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频繁的王朝更替呈现出一个个相似的历史循环，如西汉取代秦朝，东汉取代西汉，唐朝取代隋朝，明朝取代元朝，清朝取代明朝等，而最近一次发生在100年前。这些王朝兴衰的基本过程是：王朝初建时统治者精励图治，这时候往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出现了这个“之治”那个“盛世”，社会一片繁荣。但好景不长，盛世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也造就了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集团，各种矛盾逐渐激化而且不可调和，最终必然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来重新洗牌，然后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王朝，又开始一轮新的循环，如此循环往复，每隔二三百年就来上一次，这就是中国特有的王朝循环现象。不管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怎样的高度，有多么繁盛，就是跳不出这个怪圈。 中国王朝循环的本质是内发性的大规模社会动荡来解决社会矛盾，主要方式是农民起义，不包括外来民族的入侵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翻翻历史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原因基本相同，一是严重的土地兼并，二是严重的政治腐败，如果再加上点天灾人祸，事情就差不多了。汉时的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元末的红巾起义，明朝的李自成起义，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等，原因都是这两条，只有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和隋末农民起义主要是因为统治者的暴政。这些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不仅埋葬了旧王朝或者严重冲击了旧王朝的，同时也給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使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动荡表明中国历代王朝无法消除造成这种周期性动荡的原因，即土地兼并和政治腐败。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经济政治制度无法解决这两个问题，当矛盾不可调和时，就只好自下而上地用暴力手段来解决，然后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这个道理从来就有很多人看得很清楚，其中既有手握重权的王公大臣，也有普通的平民布衣，在一些情况下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还有所行动。比如唐代实行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改革等等，但都改变不了历史的宿命。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内发性的全局性动乱最频繁的国家，长期积聚的文明成果和财富，就在周期性的大动荡的烈火中付之一炬，所剩无几。 如此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什么就无法避免这种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呢，关键在于中国这套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无法遏制贫富悬殊，也无法遏制腐败的蔓延恶化，“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局面最终必然走向崩溃，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 对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中国社会多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这开创了大一统的局面，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但要害就在这个“中央集权”上，这是我国周期性动荡的根源。自秦以后，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主轴就是不断地强化皇权，以实现“皇位永固”的目的，但恰恰相反，过于集中和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不可遏制的政治腐败和贫富悬殊，形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最后葬送这个王朝。皇权的强化只能防止“圈内人”对皇位的觊觎（这一点很成功），但对于更多的“圈外人”掀起的“均贫富”之类的风暴毫无办法，最后皇位没一个能“永固”的，而为之殉葬的是数百年积聚的文明成果以及无数普通人的生命。这是制度的缺陷，非人力所能挽救。在这种体制下，偶尔出现的“明君”和“清官”，更多依赖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政治才能，所以“人一走茶就凉”。 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下，以皇权为核心，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构建了以行政权力垄断一切的格局，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权力伸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控制了所有社会资源，包括思想文化；二是从来没有能够建立有......余下全文>>

二：简述中国历史三次周期循环的三个周期

首先我要说这个循环论本身并不科学，其次，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1春秋战国到秦汉大一统，是一个分裂～统一。六朝到隋唐大一统是第二个循环，唐末割据到元明清大一统是第三个循环

三：鲁迅笔下中国历史作为一种循环为何一再循环

一、鲁迅自幼浸淫的“历史循环观”

自先秦以来的古代社会，古代文化模式与文明程度没有实质发展或突破，“历史循环观”是社会普遍认可的历史观。这种史观源头在孟子时便有端倪，他在《孟子•滕文公下》说过：“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他的政治主张和历史观是复古倒退的，以历史循环为必然，历史成为了毁了建、建了毁的游戏。[1]战国末年，吕不韦在战国后期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基础上进行发展，使“金、木、水、火、土”阴阳五行结构具有自我运动、自我调节功能，成为完整体系。西汉正式将“五德循环”确立的同时，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循环论，历史循环思想在此具有两种完备的形态。在司马迁、班固等史学家把理论运用到史学实践，这种历史循环的传统史观就一直延续了下来。[2]在《三国演义》的得胜头回第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便是这种思想的延续。

《论语》、《孟子》等古文经典对于古时的文人是从小便耳濡目染，日日背诵的，考过科举的鲁迅自然对此耳熟能详，对循环观的接受也是自然而然的。在这种历史循环观的影响下，一代代有革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是处于一种压抑状态的。鲁迅生于这样的社会，经历了家庭从小康到衰败，深刻体会这社会制度下世间的冷暖。他生活的中国也经历着从天朝上国美梦中坠落到任西方列强凌辱的境遇。他对现实充满着不满，而他厌恶现实，这种历史循环观的悲观主义就对他产生重压。王晓明对鲁迅接受着历史循环观的压迫有着异常敏锐的认识，他认为历史循环观及附属于他的历史“今不如昔”的观念阻碍着鲁迅对理想世界的憧憬，这种悲观的循环观告诉鲁迅，他的精神寄托——未来并不是真正的将来，而是过去，改变现状就要复活过去，但现实的既存势力比他更接近过去，而悲观将把他诱入失望的边缘。[3]

二、接受“进化论”——冲破“历史循环观”的狂喜

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求学时，鲁迅在新党总办的影响下开始接触新书，《朝花夕拾》中他回忆了初步接触进化论的过程。他不理会老辈给他参康有为变法的报纸，一有空闲便看《天演论》。至此，他便到处搜寻严复的书来看，《严复集第一册》中“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而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4]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循环观的质疑，未尝不使他那颗爱国的青年心中热血沸腾。

1902年，鲁迅到日本后，接触了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1907年在日本他把后来学习的泰勒斯、黑格尔、赫胥黎、保罗生等的进化观点整理论文《人之历史》，对严复的《天演论》作出了超越。他早期的论文《科学史教篇》《文化偏执论》、《摩罗诗力说》都有一条明确的主线，就是要立人立国，通过尼采式的超人启蒙，而使人人都有自己的独立声音，建立一个真正的“人”国。

他相信人性的进化，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注重对青年人的思想的引导培养。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他从根本上否定了“求安”而不思“养”、“保”的“历史循环观”。面对中国的旧道德观的冲击，他直直地占领“圣人之徒”的制高点来宣传他的新思想，怎样做父亲，就是要传统的人对传统做一个彻底的了断，用诚与爱培养下一代，让他们从旧的黑暗中解放出来，而“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5]

鲁迅同时还对中国的传统的腐朽思想进行批判，他批评所谓的“国粹”，从语言文字背后来揭示民......余下全文>>

四：为什么说治乱循环是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

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近几十年，欧洲中世纪史学界关于中世纪危机原因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强调“人口周期率”的“必然论”观点和强调瘟疫与气候灾变的“偶然”论观点之间。前者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启发，认为危机的根源是周期性的人口过剩，瘟疫只是过剩严重后人口下降必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瘟疫是中世纪旧大陆人口数量增加和活动的扩张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有害副产品之一”， “即使没有黑死病，人口下降的情况仍会发生”。而后者则认为黑死病的流行是“外源”的，它与气候变迁一样，属于偶然性灾变，与欧洲社会上的人口“过剩”与否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后来的工业革命在一些人看来就是因为煤和铁恰巧同时富集于英格兰一样。

西方争论的中国版

有趣的是，近年来这样的争论也从西方汉学界扩展到了中国史领域。这就是近年来影响极大的、由美国汉学界发起、很快国际化并传入中国的争论，即“加州学派”与“人口论学派”的“华山论剑”。前者认为中国传统时代（除了近代的一瞬间）一直都是世界第一，并没有什么大的制度缺陷，历史上的大乱都是“小冰河期”这类气候灾变。欧洲史学界的一些“反人口论者”认为中世纪欧洲人已经会以原始计划生育手段因应经济变化、以积极调整来打破“马尔萨斯铁律”，中国史学界同样有人发现了传统时代我们先人的计划生育天赋。而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似乎也只是因为江南没有富集的煤铁。反之，后者则坚持认为人口过剩使中国沦于“低水平均衡陷阱”，陷入“过密化”和“没有发展的增长”，因此不可避免地要走向停滞和危机，更别提发生工业革命了。

耐人寻味的是，这场争论号称是为了打破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但显然这样的争论几乎就是西方史学界类似争论的中国版，只是有个时间差而已。这恰恰是再明显不过的国际学术研究中的......余下全文>>

五：为什么中国历史好像在一直循环往复，没有发展呢

历史就像爬山一样，慢慢往上爬走到顶峰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此循环。

六：按照中国历史的逻辑，中国会不会再经历一轮王朝循环

应该是不会的，中国上千年的封建王朝制度早已泯灭，至少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世界上有王室的国家一般政权都在内阁臣手，并且为君主立宪制。

七：为什么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只是王朝的轮回

改朝换代 就意味着 进步，

八：历史是线性的还是循环的

历史是有历史依赖性的，过去的历史决定将来的历史

九：从四季循环看中国历史进程

历史就像四季循环一样,未必是越来越好,也未必越来越坏,关键在于身处什么时代 就尽心尽力使这个时代能达到最好

十：中国古代历史就是王朝循环更替的历史，你是否同意？

可以这么认为。但马克思主义不这么认为，所以你得回答不同意。要不然，你就不能入党了，进不了体制了，没什么编制待遇了。

当然，马克思认为中国历史是停滞的历史。马克思的老师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