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读库》没了,我也不会死不瞑目 | 正午

  如果《读库》没了,我也不会死不瞑目

  口述 | 张立宪(老六)

  采访、整理 | 杨溪

  老六今年五十岁了,《读库》已经做了十四年。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谓知天命,真是充满荒诞和无力感。2019年11月4日,他的五十岁生日前两天,《读库》在网上向他们的读者发了一封求助信,称因不可抗拒的因素,目前位于北京郊区的库房面临搬迁。这是他们的第六次易址,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并且要长途跋涉搬出北京。但无论如何,《读库》还得做下去,诉苦骂人晒惨,都不该是一个五十岁老男人的人生追求。老六说,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来,把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掉,就可以了。

  以下是老六的口述:

  1

  我们从国庆长假期间就开始考虑库房搬迁的事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仓库要拆,又因为北京可用的仓库越来越少,这是一个趋势。供小于求的话,它的价格就会提高,但我所从事的图书出版业又不是一个利润率多高、多么财大气粗的行业,所以你必然要用更偏远的地方,来换取一个比较低廉的成本。

  《读库》的书价一直很稳定,也不打折,与我们合作的上百家书店,价格都很统一。希望这次也让合作方跟我们同进退,促销的损失由我们承担,所以要给他们留出一个时间来,请他们按新的折扣先备货。

  “十一”后一上班,我们就开始跟大家沟通交流,商量好什么时间统一开始打折,什么时间再统一调回价格,这样才在11月4号推出这个活动。

  就在消息发出后的当天,我得到消息,库房搬迁的时间表,比我原先听到的还要紧迫。好在,我的求助信发出之后,得到的支持也超出预期,当天的营业额是平时的四五十倍。这个热度,说真的我也没有想到。我对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怀疑,只是没想到大家的反应这么强烈。我们也设定了这两个月希望达到的销售额度和腾清指标,目前看来,肯定可以按计划完成,接下来希望落实新库房也能顺利些。

  求助信发出来,微信公众号的阅读量有五十多万,微博的阅读量两千多万,再看下这几天的销售额,如果从商业角度来说,转化率非常高。这是怎么完成的?不是靠我这个文章写得有多好,或者大伙儿都来赶“双11”的热潮,又或者说《读库》的书多么价廉物美,我觉得都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这么多人有强烈的感同身受,当成他自己的事一样。《读库》的公众号收到了一千三百多条留言,看得我们同事泪汪汪的,我到现在还不敢看,怕动感情太深。包括《读库》的微博,很多信息我都还没有打开,或者说,还没舍得看。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提供新库房线索的,真诚而恳切,每一个都需要消化很长时间,不是说我回复(或者复制粘贴)一句“谢谢”“知道了”或者“感谢您的支持,来日方长”就够了,我得拿出好几天的时间来一一消化这些信息。

  《读库》已经出了十四年,有一些读者后来不再续订,近乎消失,失联。说真的,换作是我,也要离开,我也不愿意老守着这个,现实中的朋友有多少能够守十四年的?所以我对订几年《读库》就不再订的朋友非常理解。可这次,很多多年前的老读者又冒了出来,二话不说,纷纷下单。

  不管是来自同行,来自读者,包括一些公益机构还问我,说你要是有现成的公益活动,我就先直接给你钱,你慢慢给他们供书。我说我们平时供的那几个小学,书早就给得够够的了。

  甚至还有人直接捐款。我为什么要写那个补充说明?就是因为有的朋友直接转钱给我了。有个女孩原来在读库工作过,还有个藏族朋友,他们俩不约而同都捐了6666块钱。我没有收,今天已经有一个因为过了二十四小时,就退了回去。这个藏族朋友后来给我打电话,说他看《读库》很长时间了,他的中文不够好,但是他依然很喜欢。

  还有提出借钱意愿的,罗辑思维的脱不花就直接跟我坦白她有50万私房钱,可以随时调用。

  有这样的支持和群众基础,所以我对解决这个问题,没有什么怀疑的。

  我们不是说经营出现困难,过不下去了,没有这个意思。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范围内能解决。我们是需要大家帮助,但不是需要大家来捐助,它的实质还是一个以钱易物的商业行为。我希望的也是这样:用商业手段来解决商业问题。对于读者来说,大家能够用更低的价格买到一些书,对我们来说就是能够尽快筹措资金,腾空库房,把搬迁成本让利给读者。我更愿意把它理解得简单一点,如果附加太多情感因素,人就哭得走不动路了。 

  抱歉,我努力用冷静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次搬家,来排遣自己内心的激荡和热泪盈眶的冲动。

  10月28日下午,读库库房的工作人员。摄影:朱朝晖

  10月28日下午,读库库房。摄影:朱朝晖

  2

  我写过一篇文章,记录我们之前的五次库房搬迁。

  第五次搬迁,搬到现在这个仓库之后,我觉得要让小伙伴们的办公条件舒服一点,所以随后我们在仓库旁边又盖了一栋小楼,2017年年底就用上了。

  这栋小楼很漂亮,虽然用的也就是农村那种草台班子建筑队,但我请的设计师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袁牧老师,他也是我们的作者,出过《农禅寺:水月》、《乌镇剧院:并蒂》两本书。

  小楼盖好之后,袁牧老师还特意请了一个非常专业的摄影团队去拍照片和视频,还用无人机拍。我跟他开玩笑说,我是不是应该在这儿给你立一个碑,注明一下这是你的作品。他说好啊好啊,虽然这个建筑在细节上禁不起细看,但是它是我最满意的一个作品。

  为什么呢?这是他所有作品中唯一一个甲方对他没有任何干涉,完全信任他的作品。我一切都听他的嘛,所以基本上是非常符合他的想法,他很看重这个作品。但是我们也很快要搬离那个作品了,才用了两年多,如果真被拆掉,太可惜了。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摄影师朋友朱朝晖老师,10月28号下午我们俩难得一块儿从上海飞回北京。我跟朱老师说,干脆咱们落地后先去库房,你给拍一组照片,以后这个拆了就没了。

  库房离机场很近,也很大,五千平方米。那天进去以后,我就自己踩着平衡车,用手机拍了一个史上最长镜头,一段六分钟长的视频。

  说真的,当时我心里没有那么煽情,但是自己也知道这是一次艰苦卓绝的搬迁。我们一共三千个货架,每一个货架上的东西都是上吨重,这个规模不是大家日常想象的那种搬家。

  我们储存的那些书、囤的那些纸,原本都是要做长期打算的。很多纸你是不能搬的,就只能送去印厂,尽快用掉。这也打乱了原来的出品节奏。这么多年,所有的利润就是这些书和纸。现在你要想办法把它给处理掉,因为如果不腾空一部分的话,就没法搬。我必须先腾空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货位,把这些货架拆掉,在新库房装上之后,再把剩余货位上的书一点一点挪过去,再把剩下的货架拆过去。

  这些书可不是说像B2B业务,直接发给电商,发给书店,而是我们库房的小伙伴要处理一个个的订单,打成千上万个包裹,发到读者手里头。正常要发一两年的货,现在要在两个月之内把它给清空,所以内心不是伤感,而是其艰巨程度让我有很大的压力,我想的全是要怎么给它科学调配好。

  盖好的楼要作废,你要重新再挣出一笔钱来;再完成这么一次大规模的搬迁,甚至有的小伙伴不愿意去外地工作,有可能会离职,你要重组团队,这都是问题。

  挣点钱多难啊,这不就是巨大的浪费吗?

  搬到现在这个位置,我自己内心的时间表是十年,我们跟房东签的也是十年合同。现在整个时间节奏被打乱了,也顾不上抒发感情了,就得想办法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对我来说没有别的选择。

  我不是一个喜欢提升到意义的高度、赋予情感的人,这是我的性格习惯,也是我的编辑理念,所以这么多年都是出了什么事,我就把它解决掉,继续往前走。

  关于新仓库的选址,本身我们就有几个目标,这次惊动了那么多人,很多朋友又提供了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线索,所以我这几天把这些消化完了之后,再做各种比对,去现场踩盘,争取尽快定下来。

  实在不行,找一个周转库都可以。我对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怀疑,我真正痛苦的,就是老这么折腾,可我是一个编书的,不是搞基建的,对吧? 

  读库五千平方米的库房里分布着三千个货架

  3

  在《读库》之前,我的就业经历说简单,基本上都是在传媒行业里混;说复杂,就是几乎各种媒体形态,报纸、杂志、电视台、网站、出版社都做过了,各种职位、各种职务几乎也都做过了。

  那时候帮《足球之夜》编杂志,也是因为张斌和建宏是我的同学、好朋友,在此之前我不知道罗纳尔多,也不知道贝克汉姆。懂足球的有他们就够了,他们需要一个不懂足球的人从外行的角度来看。

  2005年开始做《读库》,到现在十四年了,基本上我的身份非常单一,《读库》之外的事做得也都非常简单,可能大家能说起来的也就是一部电影《神探亨特张》,再就是不停地跟陈晓卿吃饭。

  我忘了具体时间,至少是在2000年之前,那时候北京的出租车是夏利和富康两种。我大多时候是打夏利。

  那时候北京处在什么状态?酒驾没人管,不怎么堵车,有的路边就随意停。我记得那次打车,应该是晚上十一点了,一个冬天的夜晚,很冷。车停在光华路那一带等红灯的时候,我看到斑马线那儿有一对老人家,穿着非常破旧,大包小裹的,他们的眼睛非常茫然,表情也很拘谨,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当时可能我喝了点酒,也可能是年轻,情绪比较充沛,我就说师傅你停下来等我一下,我从车上下来,跑到那两个老人身边,给了老太太一张一百块。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做这件事情。

  结果,人家不要。他们使劲把钱推给我,嘴里说的大概意思是:我不是要饭的。

  把我给羞臊的。

  这个事给我的触动很大:你的好心只是你自己以为的好心,并没有考虑对方的感受,并且一个人是什么身份就是什么身份,是什么场景就是什么场景,人家不是要饭的,她比我还有尊严。你和她也不是乞讨和施舍的关系。

  生活中我和人相处也是这样,和朋友在一起,吃饭就是吃饭,吹牛就是吹牛,我不是为了从里面得到点什么商机,也不是为了利用你的什么资源来为我变现,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会说清楚,就像我们这次说读库需要帮助一样。最好是心口合一,想占朋友的便宜,我就告诉你,不用掩饰自己的行为。

  我的生活非常单调,就那么七八个朋友,平时吃饭也就那么些人。有了新朋友加入我也不抗拒或者排斥,很自然地相处,但是也没有任何压力,说我必须要陪他喝杯酒,或者这顿饭我必须要吃。如果时间不允许,或者感觉话不投机,不吃也行。

  我还算是比较能够黑下脸来的人。比如说你出了一本书,说老六给我写个序吧,我就会明确告诉你,不要让我写序,也不要让别人写序,这本书就是属于你自己的,最好书里全是你自己的文字,别人的文字出现在书之外就行了。或者有人说,老六来出席一个研讨会吧,我会找各种理由拒绝掉,或者我就很诚实地告诉他,我不参加,对方也能接受,也能理解。这种人情上的压力我承受得很小。

  我的主要精力就是编稿子,坐在地铁里、吃着饭,甚至做梦都在想着应该编稿子,我没有别的乐趣。我的人际关系也特别特别简单,完全不是一个“交际花”。

  这里面应该有什么误会,可能是因为大家愿意编排我的故事,主要是陈晓卿、王三表他们,喜欢编各种故事埋汰我,说我是“京城交际花”,这是开玩笑。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恰恰没有那么多的应酬和交际,所以大家就认为我反倒是一个“交际花”。

  我的社交就这么简单,大部分的交往都产生在稿子上。像我们今年最重要的一套书,14本一套,90多万字,12月要出版,作者朱石生生活在加拿大。我们认识四五年了,邮件来往无数次,就是就事论事。我直到最近才知道他生于哪一年,才知道他是男是女。并且由于大家越来越不习惯邮寄信件,所以书已经付印了,出版合同都还没签,要等他最近回国再补上。

  4

  有些传说是真的。我当年决定要做“读库”这件事,确实是在一辆从石家庄到北京的大巴车上。

  那天天降大雾,本来三四个小时的车程,结果走了八九个小时,我记得那天晚上回到北京已经是后半夜了。

  我相信很多人在旅途中都特别容易展开遐想。比如说现在我要去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内心是隐隐有期待的,会感觉很兴奋,因为知道自己会有那么几个小时的时间无所事事,胡思乱想,没准就琢磨出什么来了。

  当时在车上我就在想,我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明白了“有所得必有所失”这个道理,你拥有的东西往往会成为你的负担。当时我拥有的是一个新的工作机会,去一个公司做高管,收入各方面都还不错。如果我要去这个公司报到,知道自己就要过那样一种生活了。所以在大巴上我就问自己:如果没有这份工作,你会干什么?你干的事会不会比这份工作还有意思?只是这么假设一下,我就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忽然发现这份工作并没有那么吸引人了。

  文学一点的说法:天地为之一宽。

  当时我就在想,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是什么?能做的事是什么?这么一步一步推导,发现我是想做这么一个东西。

  《读库》。

  可能此前我已经有了一些朦朦胧胧的意识,只是没有系统化,没有那么具体,也不迫切。那天晚上,因为正好到了一个时间节点上,突然就清晰了,因为再不做,你就要走上另外一条路了。

  我后来写,我就像洪秀全一样——洪秀全落第之后一直昏睡了好几天,他产生了很多想法。我当时也是,回到北京的家里,当时太太也不在家,就我一个人,可能有三四天的时间,我完全就沉浸在这个事里面,关于《读库》的基本框架,都是在那几天完成的。

  那时候我三十六岁,还有腾空、清空自己的勇气。先把眼前的东西都扫掉,大不了重头再来。更不用担心生计问题,因为做一本书的成本没多少,就按十块钱来计算吧,印两千本也就是两万块钱。最惨的情况是一本都卖不出去,也就是赔了两万块钱,你再重新再干别的,对吧?

  今年我五十岁,假如说现在让我重头再来,把《读库》放下去做另外一件事,我可能就没有那个勇气了,或者我可能就不会再那么想了。所以它真的是只有在那个时间节点,只有在那个年龄才会有的一种选择。

  回头看,这应该是我在那个节点做出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因为这十四年来,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读库》也不是说一开始就顺理成章蒸蒸日上。2006年我还去打过一年工呢,在一家网站做主编,来补贴家用,补贴出书的费用。但当时也跟那个朋友说好了,就只是这段时间打一段工。

  但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读库》能成。之所以要去打工,是因为当时的结算体系不合理——你的书虽然卖出去了,但是你不能及时拿到回款,分销商总会用各种理由来拖延,你永远有一大笔应付账款挂在他的户头上。我们假设就挂二十万,也就意味着你要先挣出二十万来给他,只是名义上是你的。

  当时图书行业,甚至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你对经销商、渠道商形成依赖,被他绑架。所幸电商兴起了,所以我们从2008年开始做自己的直销,才慢慢有了今天的局面:直接跟我们的读者发生关系,对其他销售渠道不再依赖。

  我不是一个“死磕”的人。自己现在做的事,还比较擅长,所以还能够活下来。如果到公司难以为继的程度,或者到我连生计都维持不下去的话,我还死磕什么呀?

  10月28日下午,“苦大仇深”的老六在读库库房。摄影:朱朝晖 

  读库货架。摄影:朱朝晖

  5

  如今卖书是比以前难了。十年前一本书卖掉三五万本可能是常态,现在能卖掉三五千本就不错了;或者十年前每年可能有五千种卖得很好的书,现在可能只有三五百种。如果我们用总量来说,不管是整个国民花在买书上的钱的总量,还是花在阅读上的时间总量,肯定是在降低。

  这就相当于一片草地上,原来能养活三十万头动物,现在只能养活三万头了。那么这时候动物们就只能或者是干别的,或者让自己变得更强壮,或者少吃点。

  对于我来说,这不是我决定的,是市场的选择。市场的好处就是自然淘汰,如果说哪天我们入不敷出了,市场不会像一个人一样过来敲门,宣判你破产,你的现金流会逐渐枯竭,业务慢慢萎缩。东西卖不出去,你自然而然就会破产或者是干别的去,那时候能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

  诉苦、抱怨不是一个五十岁的男人该有的追求,把事情一件一件做出来,把问题一个一个解决掉,就可以了。

  至少到现在为止,我还不担忧实体书的现状。我曾经说图书是最高级的纸媒介,那时候网络、电子书都还没出现,我是相对于报纸和杂志来说的。我自己是从做报纸起家的,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报纸,然后做杂志,我确实认为书是最高级的。但是我不认为纸质书和电子书这个高级,那个低级,还是由内容决定的。

  如果一切正常,身体健康,我大概还能工作一二十年。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之内,我还想象不到纸质书消亡的理由是什么。因为我觉得人阅读纸质书的需求肯定还是刚需,也许这个刚需,不是说占你时间和精力那么大的比重,但是它依然是刚需,并且对人的成长最有价值的部分,还是要靠纸质书来完成。

  如果老天爷给我这个机会,我会尽力把工作做好,然后用挣的钱来养活我的家庭。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了,不管是市场也好,还是整个的社会环境也好,不允许我做《读库》了,虽然我五十岁了,我想我也还能找到一份工作,只不过《读库》是我到现在为止,生命中唯一一个自己主动做出来的选择,其他大部分的事都是被别人挑选,虽然我也能干得很好,虽然也很愉快,但是那都属于被安排的生活,只有这次是我主动的选择,我为它的成败付全部责任。

  工作上我很少焦虑,因为焦虑没有用。退一万步说,没有这份工作我也能活得好好的,我并没有把《读库》当成自己的身家性命,它远远没有我的家庭、我的女儿重要。

  6

  这些年我经历了太多这种不得不接受的事实,我也说过,仓储的搬迁在我们面临的问题中,难度系数并不高,当然“仅列第六”是句玩笑话,因为这个难度系数没法量化,但是我内心的确不觉得它是一个难题,虽然它的确很麻烦。

  人要有一种在中小型动乱中正常工作的能力,这个对我来说越来越重要。

  即使没有这么高的热度,相信以我对我们读者的了解,对市场的了解,我们这个难关是能过去的,大家会支持的。说句庸俗点的话:凡是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我们还有其他需要解决的问题,更考验我的耐心和智商。

  我最大的担心还是我的能力配不上老天给我的这些机会。这个听起来可能很虚,但是真的是这样。作者把他心血凝结的稿子托付给我,我能不能用比较理想的方式呈现出来?读者给你的也不是钱,而是生命中的一段时间,他把他很重要的一段时间拿来读你的书,你的书是不是他真正需要的,有没有产生足够的价值,有没有帮助他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对于我的同事来说也是这样,我们团队现在有六十多人,不仅仅是每个人的饭碗,而是如何把大家组织管理起来。并不是说大家都热爱、都想做好工作就能干好的,你的组织管理能力差的话,会让一些好人、优秀的人也产生各种冲突,甚至会产生各种损耗,这些都是对我的考验。

  经营状况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考验。我原来就是量入为出——只要账面上有钱,能给大家发出工资来就行了,如果今年日子过得不错,年终奖就多发一个月奖金,就是这样的状态。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太多的钱,再加上《读库》没有别的资方,只有我和我老婆,我不需要向谁汇报,也不需要回报资方什么分红,所以一直就是这种稀里糊涂的财务状态。

  但是现在慢慢意识到,要控制好现金流和库销比等等。因为到一定规模,或者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问题不用你主动去找它,它就会找上门来。

  我原来可能根本就没有周转率、速动比这些概念,但现在它们已经赤裸裸地浮现在你眼前,一些书库存时间太长,我们就要想办法给它处理掉。又比如说现金流不充分,资金支付出现困难了,我就要提醒自己,以后要注意支付安全。这都是一项一项来学的。

  《读库》几乎没有负债率,一直就是挣多少钱花多少钱。我们挣的钱都很小,是细水长流式的,不是那种今天忽然“哗”一下挣了好几个亿,烧包得不得了,第二年没钱了。

  我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钱在里面占的权重很低,不是必须要烧很多钱才能做出来,那样的事我不会选择去做,也轮不到我去做。我是做编辑出版的,就是靠一点小小的专业技能,或者一点小小的灵感,甚至是神秘的第六感,觉得这个书没准能做、没准能成。然后靠时间上的打拼——《青衣张火丁》那本书我们从2006年开始拍,到现在我们还在跟拍,十三年了。我想如果真的新出现了一个竞争对手,这十三年他花多少钱都追不回来,是吧?

  我还算是比较务实的人。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会说这难道不就是理想主义吗?我觉得理想主义者也得把事情做出来,把理想实现了才叫理想主义。

  六嫂今年突然有一天非常冲动地问我,万一你死了怎么办?她可能也是看到很多四五十岁的人英年早逝。

  我当时还真想了想,如果我死了,好处是我没有欠债。如果《读库》做不下去了,我们的应付账款基本上一两个月之内全够付清,再把库存书卖掉,哪怕是打折卖掉,我相信读者也愿意买。这些钱可以用来遣散员工,剩下的留给孩子和老婆养家糊口,不会有人举着横幅来讨债,更不会有还不起的债去拖累别人,我也不会死不瞑目,觉得什么钱没有还上。所以我就跟六嫂说,我死了就是这么个算法。

  读库库房

  —— 完 ——

  题图:10月28日下午,读库库房。摄影:朱朝晖。全部图片由被采访对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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