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总是难以下笔。
记忆中的父亲的样子是坐在海边的一处礁石上，湿漉漉的长发，游泳装扮，笑容灿烂而阳光，一看就是个俊俏的小伙子。
而如今这个终日缠绵病榻，两鬓斑白，走路摇摇晃晃的老人，才走到人生的中点，却已即将走向生命的终点。
一直以来我是厌烦母亲的，不仅有超强的控制欲，而且她的情绪如同一座终年活跃的火山，不受控制的毁灭他人。在医学上更专业一点的说法叫双向情感障碍。
相较而言，半年才能看到一次的父亲，给予了我更多温暖的想象。那时的父亲，足迹踏过无数大好河山，一张张背景陌生的照片，让我对未知的世界充满向往。偶尔回来一次，父亲也是全能工，烧的一手好菜，还会做糕点。家里有什么电器坏了，修一修也是手到擒来。在我不能行走的半年里，记忆中都是父亲泡在中药罐子旁的模样。
父亲一度成为我心中的一座大山，直至那场疾病的到来。那一年我上初一，父亲总是在恶心、呕吐，时不时去住院，也没有查到什么结果。母亲和父亲大吵一架后，带父亲去了省城的医院，一去就是两个月。两个月后，父亲回来了，又黑又瘦，头发掉光了，不过精神还是很好。
在那段时间里，她们总是偷偷地哭，我从姐姐的日记里知道父亲是得了鼻咽癌。
那时的我以为就会像电视剧里那样，这是一个不治之症。
所幸上苍的眷顾，让我和我的家庭平稳的度过了十年。这十年中，父亲的工作迁回了当地，除了变臭的脾气和一度迷恋赌博以外，好像和当初并未有什么不同。
十一年后，姐姐婚礼结束后，父亲的状态又变差了，在耳鼻喉科复查发现是癌症复发，还是鼻咽癌。当时父亲状态尚可，对肿瘤做了手术切除。我记得我问过手术医生：“是不是复发一次后就更容易复发？”
医生看着我说：是。
第十二个年头，父亲说头疼，复查后得知是严重的放射性骨坏死。是啊，我几乎忘记了“放疗”本就是一个和魔鬼的协议。
在第十三个年头，我新婚后的两个月，母亲着急地说父亲在流鼻血。我和手术的主治医生都以为只是天气干燥的结果。然而，复查后却发现是癌细胞又死灰复燃。
然而这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放疗的各种副作用：骨坏死、颈部僵硬、重度张口困难、听力严重下降……手术的准备前，各项指标也不尽人意。肺部感染、贫血、低钠，还有严重的手术并发症—食物返流，意味着以后吃饭将成为最痛苦的事情。即使不考虑并发症，手术切除难以根治肿瘤。在最后谈话的时候，我放弃了手术。
接下来的求医路更是让人失望，放疗后遗症严重的父亲让所有放疗科的医生退避三舍。手术行不通，而化疗以父亲如今的体质也是难以承受的。
父亲在饱受失望后选择闹着要回老家。我把他们送回去后继续和姐姐寻找新方法。最近两年大热的免疫治疗走入了我们的视线，副作用小，5年生存率高，费用高昂，就像《我不是药神》中的神药。
姐姐费尽心力劝说父母再次就医，我们一家人凑齐了钱准备再一次踏上征程。仅仅过去了一个月，我再次见到父亲时，他的状态已经远远不如上次。经常性的昏厥，偶发的抽搐，耗光了父亲的精力。
幸运不会总是眷顾我们，使用靶向药前的免疫组化结果写着：可能混有小细胞癌成分。狡猾的癌细胞已经不知不觉变异了。
如果说癌症是一个大家族，那么鼻咽癌可以算是癌症中非常容易治愈的，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然而，鼻咽癌的复发却会让医生束手束脚，治疗手段有限。更何况是恶性度很高的小细胞癌，即使是免疫治疗效果也是令人失望的。在看到结果的时候，原本还在纠结定免疫治疗方案的医生又选择了经典的化疗EP方案，计划了五天后住院。
我在回家的路上迷茫地走着，不知道如何对满怀希望的父亲谈起这个令人悲伤的结果。姐姐也订了机票准备回国。
住院还是保守，我无论如何也选不出来。在我纠结的第二天，父亲因为空腹吃了一片羟考酮的止痛药而翻江倒海地吐了一整天。
我终于意识到，父亲的身体已经不适合化疗了。母亲强烈反对进行化疗，即使不住院意味着再无希望。住院呢，且不说父亲的身体难以坚持下化疗疗程，小细胞癌也是化疗难以治愈的。最后，又一次选择了放弃，放弃虚无缥缈的希望，放弃更深的痛苦。
父亲还在熟睡中，每日睡觉的时间愈来愈长，一天只醒三四个小时，但是睡也睡得不安稳，经常半夜起来去卫生间。而我只能尽可能缓解父亲的症状，疼痛、便秘、晕眩、呕吐……
突然希望还是睡着好，熟睡时这些痛苦可以与这些痛苦暂时再见。
如果我更努力些，拥有更多的金钱，就可以有更轻松的决定，即使是虚无缥缈的希望也可以无所畏惧的试验，而不必再像如今这样瞻前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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